第二節  土家族的起源與早期發展
　　
    一、湘鄂渝黔邊區古人類活動的遺跡
　　
    湘鄂渝黔四省接壤地區的人類社會歷史，隨著該地區古人類及伴生動物群化石的發現，已較我國古文獻記載的時代大大提前，證明這個地區遠古時代就有人類活動。
　　
    我國古人類學者于1970年夏，在建始縣高坪龍骨洞發掘出南猿、巨猿和20多種伴生動物的化石。其中，在和巨猿化石同一層位里，發現有3顆高等靈長類的下臼齒化石，另外，在巴東縣中藥材經理部發現1顆下第一臼齒化石。這4枚化石經有關古人類學者鑒定，確認是南方古猿類的4枚臼齒化石。這些牙齒的大小和形狀與巨猿或大猩猩的下臼齒不同，與齒冠咬合面脊紋復雜的猩猩和黑猩猩的下臼齒也不同，具有齒冠褶皺比較簡單，齒尖較尖較高，齒冠較長，牙齒碩大等特點，可能與南猿較為接近。南猿隸人科，其地質年代為早更新世晚期。鄂西建始、巴東等地南猿的發現，說明了鄂西遠在更新世的遠古年代，可能已有最早的古人類在那里生存活動。
　　
    1956年，在長陽縣下鐘灣的一洞穴堆積中，發掘出以1件殘破的左上頜骨和1顆左下前臼齒為代表的“長陽人”化石。長陽人的上頜骨鼻腔底壁不如現代人那樣彎曲；犬齒隆凸顯著，上端超過其鼻腔底，可見其齒根發達；上頜骨間保存的前臼齒碩大，臼齒雖已磨耗，可是仍能看見其咬合面上的許多皺紋。“長陽人”上頜骨腭面凹凸不平，其門齒孔與上頜間縫距離很短等，已具有現代人的性質。雖然上頜骨并不完整，但是，依然可以窺視出其鼻前棘不發育的情況，其梨狀孔約28毫米，較寬，可說與黃色人種較為接近。“長陽人”化石是晚更新世早期的古人類化石，“長陽人”則為舊石器中期的古人類。在長陽一帶距今10萬～15萬年之間，已有古人類在今清江流域繁衍生息。
　　
    在土家族地區近年來發現了一些新石器時代遺址。1973年夏，在瀘溪縣的浦市二中和五里洲，發現2處新石器時代遺址，其文化內涵十分豐富。浦市二中遺址中獲得石斧27件（其中有大型、厚重、橫斷面近圓形，多打制、少磨制的石斧17件）、石錛1件、槌擊器5件、石鋤5件，陶器有泥質紅陶、灰陶和夾砂粗紅陶，其可辨器形有泥紅黑灰缽、泥黑光盆、小口或折口罐、黑陶蓋、灰陶豆等。從石器陶器特點推斷，可能相當于龍山文化時期，在遺址鍋底形灰坑內，有螺螄殼和燒過的獸骨等，說明這些人類可能以漁獵為生。
　　
    麻陽縣火車站新石器時代遺址是近十年來在湘西地區發現的新石器遺址之一。該遺址出土了眾多石器、陶器。其中，石器有石斧、石錛、石鋤、石鉆、石錘、石鑿等，陶器則有夾砂紅陶、夾砂碳黑陶及紅陶、白陶，還有部分陶衣。紋飾有幾何印紋、旋紋、亂繩紋等。器形有釜、罐、盆類，不見三足器、尖鼎器和平底器。陶質多夾砂陶，多幾何紋，時期數量多，器形厚重，有打制的大型石鋤。該遺址的時代大體相當于大溪文化的早期。
　　
    1978年5月，在龍山縣里耶溪口臺地，發現新石器遺址。該處東西長約50米，南北寬約100米，堆積層約0.3～0.1米之間，積土呈灰褐色。遺存石器有磨制長方形石斧、刮削器、磨石棒及打擊石片、石料等半成品，陶片為泥質黑衣和紅衣，可辨器形為盒、盆、罐、豆，器飾多粗繩紋、竄紋、網結紋、蘭紋、劃紋、條紋、方格紋、菱紋等，其為新石器時代遺址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大庸縣（現張家界市永定區）古人堤遺址，長約1公里，文化層最高處為1米多。據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工作隊判明，該遺址下層屬原始社會晚期文化。
　　
    湘西地區和沅水中上游，屬屈家嶺文化時期的新石器文化遺存有懷化石高坎壟遺址。該遺址出土的石器有長條形的大型有肩石斧、小型的近方形石斧、帶肩石錛、圭形石鑿、石刀、石鏟、紡輪等。陶器有大型單耳罐、單耳和雙耳直壁杯、曲腹杯等。器形較大，輪制，多黑皮陶系，飾有凸、凹弦紋，有少量彩陶。高坎壟遺址的文化屬性與屈家嶺文化有密切的關系，同時又保留了自己區域性的文化風格。
　　
    近年來在湖北長陽縣武落山北麓的固倉坪，獲得磨制石斧2件。頭巖西腳偏巖屋石室內藏有天然石斧、尖狀器等。五峰縣的長東坪、橋河、漁洋關，利川縣的大塘等地，都有新石器出土。
　　
    從上述石器時代的人類活動遺址及其出土文物來考察，還無法斷定其族屬問題，但作為現今土家族地區的遠古先民，這些石器時代的古人與土家族存在著淵源關系則是無疑的。
　　
    二、土家族的傳說時代
　　
    西漢時劉向在所撰《世本》-書中，可能根據巴人對自己祖先的歷史追述，記載了關于“廩君”的傳說：“廩君之先，故出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啤（音審）氏、相氏、鄭氏，皆出于五落鐘離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其劍于石，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眾皆嘆。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為君。余姓悉沉，惟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請廩君日：‘此地廣大，魚鹽所出，愿留其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取宿，旦即化為蟲，與諸蟲群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余日，廩君（思）  [伺]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廩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廩君死，魂魄為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
　　
    這個樸素的并帶有某些神話色彩的傳說，比較真實地反映了巴人的起源、遷徙及其經歷過的漫長的原始氏族公社的歷史。“廩君之先，故出巫誕”，“誕”即“蜑”，許慎《說文解字》釋“蜑”為“南方夷也”，說明廩君之先，是“南夷”的一種，即以后“南蠻”的一個族類。“巫蛋”是以地名族，指“巫”地之夷。楚巫郡的郡治“在夔東一百里”，即漢代的巫縣，主要指三峽周圍地帶，南抵清江和武陵部分地區。
　　
    廩君傳說比較明確地反映了巴人經歷過的原始社會的概貌。巴人最早居住在武落鐘離山，即今長陽縣境內。《水經注》卷三十七記載：佷（音“恒”）山縣附近有石穴，相傳是廩君擲劍處。佷山縣，漢置，今長陽縣境。唐代杜佑在《通典》卷一百七十五中記巴山縣（今長陽）“武落中山有石穴，即廩君拂刃處。又有夷水，即廩君乘土船所也”。“武落山一名難留山，在縣西北七十八里，本廩君所出也。”這些記載說明巴人早期的活動區域在湖北長陽縣一帶。
　　
    “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說明巴人最早曾經歷過穴居生活。經過漫長的歷史發展，到了廩君時代，已進入父系氏族階段。巴氏、樊氏、暉氏、相氏、鄭氏是逐漸繁衍而成的五個氏族。他們“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以擲劍和乘土船的原始民主形式，推舉“能中者”和“能浮者”為氏族的酋長。于是最有本領的巴務相受到其他四個氏族的擁戴，共立為氏族或部落首領，由五個氏族聯合起來的氏族聯盟或部落聯盟已經形成。
　　
    這個聯盟形成后，開始遷徙，“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水經注》載：“夷水，即假山清江也。水色清照十丈，分沙石。蜀人見其澄清，因名清江也，昔廩君浮土舟于夷水，據捍關而王巴”。鹽陽，史書上不見其名，惟北周置鹽水縣，故城在今恩施縣治東四十里，唐廢置。恩施縣的清江曾名鹽水，唐李賢注《后漢書》說：“施州清江縣水，一名鹽水。”鹽陽可能在鹽水之陽，即清江北岸，今恩施縣境（有人認為，鹽陽在長陽縣的白虎城）。廩君率領各部行至鹽水，與居住該地以“蟲”為圖騰崇拜、處于母系氏族的鹽神發生沖突。廩君和鹽神斗爭的傳說，雖帶有某些神話色彩，但它曲折地反映了巴人在其漫長的發展中，曾經歷過父系氏族戰勝母系氏族的歷史過程。
　　
    廩君戰勝鹽神后，占據了“魚鹽所出”的廣大地區，定居于夷城。夷城名不見史載，可能在夷水，即清江沿岸立城。“廩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這里所指的“君”與“臣”，還很難說有國家產生后的“君臣”含義，從整個傳說的內容看，“君”與“臣”反映了氏族聯盟或部落聯盟的關系。“君”系指氏族聯盟或部落聯盟首領，“臣”指氏族酋長。因此，這個時代的巴人尚處于原始社會的氏族聯盟或部落聯盟階段。“廩君死，魂魄世為白虎”。于是，白虎就成為巴人的崇拜神，并以“人祠祭祀”。
　　
    三、巴人的早期活動
　　
    巴的出現最早見于殷墟甲骨文。在《殷契粹編》、《殷墟文字乙編》、《殷墟文字丙編》中，有五片提到“巴方”，即巴氏族的居住地。商代武丁時，婦好伐巴方，說明武丁之前就有巴氏族存在。
　　
    公元前11世紀，巴人參加武王伐紂的戰爭，以“勇銳”著稱，載入史冊。殷周之際，巴人主要活動于江漢之間。“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而《正義》解釋：“巴、濮、楚、鄧，中夏之國；惟濮為遠夷耳。”從這些記載中可以看出當時巴人的主要活動地域，與殷地不會相距太遠，否則很難參加武王討紂戰爭。
　　
    武王克商后，開始大量分封諸侯，封其親族姬姓于巴地，名巴子國。《華陽國志·巴志》中說：“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反映出周王朝要加強對巴人的統治。從此以后，巴人與中原地區保持著一定的聯系。《逸周書·王會篇》記載：“巴人以比翼鳥（至）。”說明巴人參加了周朝的諸侯集會，并貢獻方物。在以后的文獻記載中稱渝東、鄂西一帶為巴子國。晉人常璩在《華陽國志·巴志》中說：“巴子時雖都江州（今重慶），或治墊江（今合川），或治平都（今豐都），后治閬中（今閬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今涪陵），其畜牧在沮，今東突硤下畜沮是也。……故巴亦有三硤”可見巴人以渝東、鄂西為主要活動區域。
　　
    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稱霸爭雄，社會動蕩不已，以渝東、鄂西為主要活動區域的巴人勢力，消長變化較大。春秋初，楚僅地方千里（戰國盛時六千里），“楚西之國庸為大，庸之西接巴，巴接于蜀，此春秋時代西南之大校也。”巴國的東西與鄂西竹山古上庸之地的庸國接壤，并與河南南部的鄧國鄭、鄂西當陽東南的權國等相鄰。巴楚為鄰，時和時戰。公元前703年春，巴子、楚子都想與鄧國修好，均派出使者報聘前往，結果，使者遭害，聘禮被奪；楚子復遣使往鄧，又遭拒絕。于是，巴楚聯師圍邶，鄧師援邶，三次擊退巴楚聯軍的圍攻，但最后在巴師與楚師夾攻中，“鄧師大敗，邶人宵潰”。可見，巴楚和好，勢力并不強大，仍在江漢之間繼續活動。
　　
    公元前676年，楚要巴伐申，引起巴人震動。這時，巴人已開始逐漸強大，不僅不應邀出兵北上，反而派軍攻打被楚遷那處（鄂荊門東南）的附庸國“權”，一直打到那處城門，楚尹游水逃命，遂占領那處，并繼續向楚都郢挺進。魯莊公十九年（公元前675年）春，楚于津（今枝江）設防，巴師的攻勢才被遏制下去。巴楚雖曾和好了一段時間，但彼此勢力稍有增強時，又互相爭斗起來。城濮之戰以后，楚軍遭到秦的打擊，而有所削弱；巴又與秦修好，以保存和壯大自己的地位。
　　
    公元前661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巴人滅庸之后，獲得庸人和古魚國（今奉節）部分地方，再次打開渝東與鄂西相通的夔峽大門，勢力更加強大。公元前5世紀，楚共王與巴姬結君長”，并以秦女下嫁巴人首領，對巴人進行籠絡。接著，秦又奪取被楚占據的巴人故地——黔中、巫等地，因而，秦楚之間的斗爭更加劇烈，公元前312年和前299年，秦曾兩次乘機要挾楚割黔中。公元前277年，秦取巫郡及江南地為黔中郡。可是，次年，楚以重兵反攻秦軍，又奪回該地，直到公元前223年，秦滅楚，南郡、巫郡、黔中郡的巴人成為秦的編民。
　　
    四、定居在湘鄂渝黔邊區的巴人
　　
    秦滅巴以后，巴人的勢力急劇衰落，有的被迫遷徙。漢高祖劉邦在楚漢戰爭中，曾利用英勇善戰的巴人平定三秦，戰后，有的遣回，有的移居于商洛之地。東漢建武二十三年（47年），“南郡潳山蠻”雷遷等巴人反抗東漢王朝的統治，東漢王朝派劉尚率軍鎮壓，并將七千多人遷往湖北江夏（東漢郡治在今云夢縣東南）一帶，被稱為“沔中蠻”。東漢永元十三年（101年），“巫蠻”（今巫山）許圣等又起而反抗，這部分巴人亦被迫遷至江夏。到了南北朝時，江夏一帶的巴人發展很快，逐步活動到湖北東北部和河南東南部，被稱為“荊雍州蠻”、“豫州蠻”、“五水蠻”。但是經過長期的歷史發展，春秋戰國時散布和活動于廣大地域的巴人，以及以后遷往江夏和湖北東北部、河南東南部等地的巴人，大都融合于漢族，小部分融合與之近鄰的其他民族，只有定居于湘鄂渝黔接壤地帶的巴人才是土家族的先民。
　　
    秦滅巴之后，定居于湘鄂渝黔毗鄰地區的巴人，雖然經歷了歷代王朝更迭和戰爭變亂，但是他們基本上沒有大的遷徙，一直比較穩定地生活于這一地區，繁衍生息，延綿不斷。考古發現和大量的歷史文獻都充分證明，土家族的先民是定居在湘鄂渝黔邊的巴人。
　　
    1．巴人以虎為崇拜神。新中國成立前后在今土家族及其鄰近地區，發現了大量以虎飾為主要特征的巴人文化遺物，其中有巴人的軍樂虎紐鋅于。齊建元中（479-482年）巴蛋所居涪陵郡（今酉陽、黔江一帶）的田健住地，曾獲一錞于，當地人以為神物，奉祀之。宋代的《宣和博古圖說》載十九镎于，中虎錞七，其最大者重51斤，小者7斤。但未載發現地點。宋淳熙十四年(1187年)，在慈利縣周赧王墓旁五里山的古壕中，發現虎紐錞于1件。紹興三年（1133年），長陽縣發現重35斤的虎錞。清嘉慶九年（1804年），施南府發現“大小二虎錞，大者五十余斤，小者二十余斤，形制悉與（宣和）圖說相合。”1804 1921年間，“施南長陽附近屢獲此錞，殊不可解”。新中國成立后，長陽縣武落山下、清江南岸西上幾里處出土1件完整的虎錞。五峰、巴東、建始、恩施、利川等縣出土虎錞10余件。龍山、保靖、花垣、瀘溪、慈利、石門等縣發現錞于27件，其中虎紐錞于22件，蛇紐與馬紐各2件。紐不明者1件。最近，桑植、保靖、吉首等縣又出土大量巴文化遺物，其中亦有虎錞。除虎錞外，尚有銅戈、銅劍、銅鉞等器物，大多飾有虎紋。湘西、鄂西出土的大量帶有虎飾的器物，考古工作者斷定為戰國時期至西漢初期的巴人遺物，與重慶涪陵小田溪、四川巴縣冬筍壩和廣元縣寶輪院出土的巴人遺物，在造型、紋飾和風格上一致。這絕非歷史的偶然巧合。具有巴文化典型特征的虎飾文物，集中出土于湘鄂渝黔邊地區，正是巴人定居和活動的歷史見證。
　　
    2．巴人重祀之俗相沿很久。明萬歷年間，永順土司祭祀時，“殺人亦獻首于其廟。……聞楚徼外，保靖、石柱、酉陽諸土官皆然”。此說雖無更多史料佐證，但應該說是巴人遺風。土家族在歷史上同時有過敬白虎和趕白虎的信仰，因為他們的先人認為有兩種白虎神，一種是“坐堂白虎”，它是好神，每戶都得有白虎堂，敬它求其保佑；另一種是“過堂白虎”，它是惡神，如它跑到哪戶過了堂，就得請土老師去其家趕過堂白虎。這兩種截然相反的白虎神，都與定居于此的巴人崇虎的原始信仰有關。隋唐之際，定居于湘鄂渝黔邊的“蠻”人，還較為完整地保存著自己的語言和風俗習慣。《隋書·地理志》中說雜“南郡、夷陵……沅陵、清江……諸郡，多雜蠻左，其與夏人居者，則與諸華不別。其避處山谷者，則語言不通，嗜好居處全異，頗與巴渝同俗”。巴人的某些文化和風俗習慣長期延續，歷久不衰，直至新中國成立前土家族保存的跳喪、擺手、竹枝詞，以及重祠祀、敬鬼神等文化和風俗，都與巴人有著承襲的關系。
　　
    3．土家族地區至今還保留著不少有關“巴”的地名。長陽、巴東都傍巴山筑城，施南府衛城南二里有“巴公溪者，相傳郡南有巴公塚，昔有巴國大柵王世葬于此，或呼為巴公山也”。現在，恩施地區仍有巴西壩、巴勇、巴息，長陽縣有巴山河、巴王沱、巴業山等古地名。巴人語言雖早已消失，但從個別詞匯中還是有線索可尋的。夔峽地區漢代有大量巴人居住，揚雄少時曾在此地度過，他作《方言》中說：“虎、陳、魏、宋、楚之間，或謂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間，謂之‘李耳’。”今土家語中稱虎為“李”，稱公虎為“李爸”，母虎為“李你嘎”。漢人把“李爸”記為“李父”，“李你嘎”記為“李母”。鶴峰州的“李虎坡”應是巴語與漢語的混合地名。這種語言相混的情況，在施州還是比較多的。南宋王象之所撰《輿地紀勝》中說：“施之地雖雜夷落，稍近華風，故鄉者則蠻夷，巴漢語相混。”
　　
    4．從西漢末“武溪夷”田強開始，到明末清初，活動在湘鄂渝黔邊地區而被稱為“蠻”或“夷”的田、向、覃、冉、彭等氏首領，一直綿延不斷，見于各代史冊。這些姓氏的首領在歷史上雖然出現的時間先后不同，勢力消長時有變化，但是，他們始終在這一地區繁衍生息，經過長期的發展成為強宗大姓。田、向、覃、冉、彭等姓正是現今土家族中人口眾多的主要姓氏。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土家族是由定居于湘鄂渝黔四省市接壤地區的巴人經過長期的發展，逐步形成為單一的民族。但是，土家族發展過程中也融合了與之鄰近的部分其他民族，包括遷徙進去的少數漢人和其他少數民族成員在內。
　　
    研究土家族的來源，必然涉及唐末五代時崛起于湘西、割據稱雄、世代延續、建立了八百余年土官土司世業的彭士愁的族屬問題。一般認為彭士愁是彭瑊之子，從江西吉安府遷來的漢人，其主要根據是明正德年間永順宣慰使彭世麒所撰的《永順宣慰司志》。但該書現存的殘本中，彭士愁之父及其以下多代，俱已失散，無從查考。而彭世麒建祠時劉健為其作<世忠堂銘》文中說：“唐之季世，亂起民憂，有諱瑊者，刺史辰州，族人戴之，愿立其子。事聞于朝，朝議順旨。自是，子孫官守其地。”明確說明彭瑊為其始祖。光緒《龍山縣志》卷六說得更加具體：“土人家乘稱：其先有志蠻頭吳著沖，……因延江西吉水縣彭氏助理，彭氏以私恩結人心，日漸強盛。至彭瑊，謀逐著沖，著沖敗走猛洞。瑊復率眾擊之，遂匿洛塔山。時有漫水司（今隸湖北來鳳縣）土官之弟向伯林，骨肉不和，歸瑊。城令伯林攻吳著沖，著沖困死于洛塔山洞，瑊以洛塔之地酬向氏，余土歸城。……又有惹巴沖者，與吳著沖結為兄弟，……后亦為瑊所并。城于梁開平間歸順，命為溪州刺史，子彥唏（一名士愁）為靖邊都指揮使，守溪州刺史。”依據上述資料證明彭氏原系漢人是不可靠的。
　　
    對彭氏譜序中彭士愁先世的真偽，早就有人提出質疑。乾隆《永順府志·雜記》中對《保靖司家乘》把彭氏之先追述至唐懿宗進士彭輔時說：“彭輔之說，……子孫夸大其先人，恐未足憑也。”譚其驤教授撰文認為彭士愁為“蠻族血統”，與彭玕、彭堿“為風牛馬之不相及，斷乎為絕無關系者也”。
　　
    大量的歷史資料證明彭士愁不是漢人，而是溪州“土著”。從五代時彭士愁與馬希范訂立的《復溪州銅柱記》中可以看出，在彭士愁之前，彭氏在溪州的勢力早已強大，自署或襲職州刺史的已不乏其人。在《復溪州銅柱記》題名的19人中，有彭氏8人，而其中以“前溪州諸軍事守溪州刺史”職名的有彭允瑫、彭師佐2人。可見彭士愁之前擔任溪州刺史的不是彭瑊。《資治通鑒》卷二百八十九頁載：“蠻酋彭師暠降楚，楚人惡其獷直”，明確指出彭士愁之子彭師嵩（應作師杲）為少數民族。《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三直稱彭士愁為“溪州峒蠻”。南宋陸游在《南唐書·彭師瑊傳》中說“師暠不知其家世”。如果彭瑊確系彭師暠的祖父，曾任辰州刺史，又系當時江西的名門望族，彭師暠何以忘其祖先？“不知其家世”，似乎難以理解。清人王士禎在談《復溪州銅柱記》的按語中，根據陸游《南唐書》敘述了彭師暠與馬希崇的關系后說：“然則彭氏雖溪蠻，乃馬氏之忠臣”。《宋史·西南溪峒諸蠻上》中說：“北江蠻酋最大者日彭氏，世有溪州。”元明之際的史籍中稱彭氏為“蠻”的更是不勝枚舉。
　　
    另從彭氏譜系中可以看出彭士愁的后代有以土家語取名的。永順司系傳至第七代，有彭福石寵之名；保靖司系傳至二十二代后，有彭藥哈俾（又名藥司徒）、彭麥谷踵、彭大蟲可宜、彭南木處（或忤）等名。土家語呼“長官日沖，又日送，又日踵，又日從”。顯然這些名字是土家語。這些資料都直接或間接地證明彭氏之先是“土著”，而非漢人。
　　
    彭瑊是否進入湖南擔任過辰州刺史？在史籍中，只有《楚紀》中說：“開平四年，吳敖駢圍赤石，辰州刺史彭瑊調所部征之，被執不屈，闔門遇害。”而《資治通鑒》卷二百六十七所載與此截然相反，“梁開平四年六月，……吳水軍指揮使敖駢圍吉州刺史彭殲弟瑊于赤石，楚兵救瑊，擄駢以歸。”與《十國春秋，吳世家》所載相同。其他有關五代諸史均無彭城曾任辰州刺史的記載。因此，《楚紀>中說開平四年彭瑊當辰州刺史，是不可靠的。彭城被吳軍圍困于江西吉州赤石，何以能到千里之外的湖南辰州去當刺史？這也是難以解釋的。
　　
    彭世麟修譜時，把自己的先世追溯到彭瑊，究其原因，主要是在長期的民族壓迫下，為了避免民族歧視，抬高自己的門第，有利于其家族的世襲統治，攀附歷史上的名門望族，作為自己的始祖。這種現象，在土家族現存的其他姓氏的族譜中，也不乏其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