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希齡故居
    熊希齡（1870-1937），字秉三，湖南省鳳凰人。他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頗具政治、社會影響的人物。1891年中舉人，1892年中式貢士，1894年補應殿試，成進士，朝考后授翰林院庶吉士。1897年助湘撫陳寶箴推行維新新政，從此嶄露頭角。熊的故居在古城北文星街的一個小巷里，是一座由堂屋、臥室、廂房組成的典型的苗族古代建筑格式，極富苗族情調。

田家祠堂
    位于沱江北岸的老營哨街，始建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為時任欽差大臣、孤舟提督的鳳凰籍苗族人田興恕率族人捐資興建。民國初，湘西鎮守使、國民黨中將田應詔（田興恕之孫）又斥巨資最后修建完工。這是一處具有濃厚民族特色的氏族祠堂建筑群。有大門、正殿、戲臺20多間屋宇，并有天井、天池、回廊，還設有“五福”、“六順”兩門。祠堂大門前有六級用紅砂石條砌成的扇形臺階。原有石象一堆、石鼓一雙，極具氣派，今已毀。

解讀“湘西土匪”
    在東門進食，碰見一老人，跟他談起粉朵花，他連聲說“曉得”，最后卻歸結到他可憐的被騙去浙江一帶打工的孩子身上去。他起身先走了，遠遠地仍向我揮著手，大聲地叫：“妹子，你是個爽快人。”一屋子的人都笑起來，我重歸故里。
    東門與北門相連。東門是流動的生活圖卷，北門卻更多地像是歷史的沉積。
    北門城樓經風雨的洗禮，在灰色天幕的襯托下，顯出了另一種巍峨。但城門上的銅環卻已黯淡無光，門上坑坑洼洼，在斑駁的痕跡猶如經過槍林彈雨的掃射，這一切都昭顯著曾經無數刀兵的所在。這個溫柔寬厚的小城因為防苗駐兵而漸漸一度成為重兵把守之地，因而城里的許多青年都把他們的功名，寄托在一身軍裝上。而如今，所有的戰火都城昨日云煙了。
    我在城墻上行走，天灰得如同暮色降臨。遠處的南華山像一只拖著翅膀的大鳥，沉默而華貴。城墻內外一律是木門青磚的深宅大院，馬頭墻整齊地在河岸兩邊發著冷冷的清輝。偶爾那關著的木門吱呀一聲響了，一個婦人走出來，一只手在腰間夾著木盆，裝著擰成結的衣服，另一只手則拎著一把木捶，慢慢地走到河邊，不一會兒，便響起了搗衣聲，韻味深長。
    一扇朱紅的大門吸引了我，那上面用燙金的字寫著——鉆山豹公寓。不過大門是緊閉的，我試著推了推，它紋絲不動。向一個恰巧走過的剛從河邊洗衣歸來的中年婦人打聽，她說這原是一個姓陳的大戶人家，是電視劇《烏龍山剿匪記》的外景地，匪首“鉆山豹”的匪司令部就設在這里。我記得這部電視劇，它曾經轟動一時，已至外面所謂文明世界的人幾乎把它當做是湘西的真實生活狀態的反映，而對于湘西的誤解，也就一度停留在匪盜橫行的恐怖描繪里。我上大學的時候，同室的一個河北的女生在開學的第一天，就咄咄逼人地問我：“你們那里是不是茹毛飲血？是不是匪盜橫行？”我迄今都記得那個問題，如今那河北女生的白而胖的面孔依然浮在空氣里，成為我大學生涯極為感傷的開幕禮。我那時候并不擅長辯論，我只是說我的故鄉沒有土匪，但有山水如畫。
    我想很多和我一起在外地上學的同鄉們都會遭遇到同樣地尷尬，而他們當中的很多人，在說到自己故鄉的時候，總是含含糊其詞，有的干脆就放棄了自己的湘西人身份。這是我所不能容忍的一種背叛，所以我總是很驕傲地說：“我是湘西人。”因而我總面臨著更多的并不友善的詰問，但我樂此不疲。
    土匪是一個已經消亡了的概念，它屬于我的祖輩。也許因為這個原因，《烏龍山剿匪記》里的土匪留給我的印象并非窮兇極惡，反倒有一幕被我引為經典，始終以浪漫而詩意的形象占據著我對于這部電視劇的全部回憶——那是老土匪“榜爺”與野狗賽跑的場面。當電視劇里的其他細節都已隨著時間模糊淡化之后，這個場面變成了可以不斷回放的慢鏡頭，那是一個與人無傷的場景，只有人的彪悍、力量和速度，在秋天田野的背景下上演，充滿詩意。而土匪“榜爺”，亦因此而被賦予了一種浪漫的俠者氣質。

北門城樓
    本名“壁輝”，因位于古城背面，俗稱北門城樓。北門城樓始建于明朝。鳳凰古城元、明時為五寨長官司治所。明嘉靖年間從麻陽移鎮竿參將駐防于此，乃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將土城改建為磚城，開設四大門，各覆以樓。到清朝，古城的軍事地位日顯重要，先后在這里設鳳凰廳、鎮竿鎮辰沅永靖兵備道治所，古城的建設也得到加強。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遂將磚城改建為石城，北門定名為“壁輝門”，一直保存至今。是《湘西剿匪記》、《烏龍山剿匪記》、《邊城》、《血鼓》等數十部影視劇的外景地之一。

祖父命喪土匪槍下
    然而藝術雖然與人無傷，但事實卻總是殘酷。兒時祖母跟我們說起土匪，總是跟鬼故事一樣起到威嚇的作用。土匪進村，村里的人哭喊著奔跑逃竄，祖母帶著自己的兩個外甥匆忙之間躲在田埂下，大氣也不敢出。一陣雞飛狗跳之后，舉著火把的土匪縱馬而去，他們才敢呼出氣來，相擁而泣。一次次的重建家園，一次次地坍塌破敗，祖母的童年似乎充滿了土匪和狼的影子，即便是成年之后，她依然未能擺脫土匪的夢魘。祖父是一個小而壯實的小地主，曾為了博她一笑，赤手空拳追逐一直獵鷹，然后縛住獵鷹的腳給她玩。但這個精力旺盛的小個子男人雖然曾經風光地坐著轎子抬著數百擔糧食到茶山山下豪賭，并擁有自己的家丁、槍支武裝和小城堡，最后卻依然命喪土匪槍下。那是一場怎樣的浩劫我并不完全清楚，我只知道一個小地主與一個山大王原本想彼此借助對方的力量來進行一場交易，他們一起弄來了一批罌粟的種子，打算等到收成之后，共同發一筆可觀的錢財。但山大王對于小地主的槍支和武裝充滿戒備，他想得到一部分槍支，結果當然是被這個彪悍得根本不可能任人擺布的小地主所拒絕。交易的平衡被打破，演化成一場武力沖突。我豪氣干云的祖父被土匪一槍撩倒，那漫山遍野的魅力罌粟，給這個已經沒落的家族留下了私種鴉片的罪名。祖母因在田間勞動雖幸免于死，卻從此帶著兩歲的父親背井離鄉，一只流浪，逃亡著官府對于鴉片種植者的追捕，連祖父的最后一面都沒見著。
    這個家族的故事因為太過遙遠，并沒有激發我對土匪的恨，只是當我很多年后回到茶山，那里的親戚指著一堆坍塌多年的亂世告訴我那曾經是祖父的城堡的時候，我才有一點點的傷感。然而非常奇怪的是我對這個素未謀面的祖父的懷念竟然和對老土匪“榜爺”的想象交錯在一起。也許是他追逐獵人的場景給了我這樣的聯想——短而精悍、風一般的速度，在秋天的山野的背景下，一切都合“榜爺”與野狗賽跑的場面如此相象。

蔣介石視湘西為“匪區”
    這依然只是我的視角，那么真正的歷史呢？一下是我所知的一個有關真實的土匪的故事。
    湘西之被稱作“匪區”，在某種程度上實因為有其歷史上的原因。湘西素有“蠻夷”之地，在統治者的眼里始終是難以馴服、滋擾生事的一個地區。后來民國時期，湘西軍閥陳渠珍又一度擁兵自重，早成蔣介石的心頭大患。上世紀30年代初期，湘西連續數年發生水澇旱災，生活在屯田制下的苗區民眾要求湘西“自治政府”減租，陳渠珍不允。1936年初，龍云飛、石維珍、龍云超等人發動苗民起義，組成湘西民族抗日救國軍。起義軍提出“革屯抗日”、“廢屯歸民”的口號，相繼圍攻永綏、鳳凰、保靖等縣。蔣介石從江西急調一個軍的兵力，開進湘西，其土一面撲滅苗民起義，一面對陳渠珍所部地方勢力進行兼并壓迫，達到一箭雙雕的目的。對外孤立自守的陳渠珍受內外夾攻，被迫下臺。1936年8月9日，龍云飛率領的苗民起義軍攻陷乾城，蔣介石將失敗責任轉嫁到何健身上。同年11月，撤銷何健湖南省政府主席職務，宣布湘西為“匪區”，繼續調兵遣將，向苗民起義軍進攻。
    然而這一群被蔣介石視作“土匪”的一群人，最終卻投入了抗日戰爭中。1940年，湖南省主席薛岳將陳渠珍管轄的鳳凰、乾城、永綏等縣的地方武裝改編為暫五、暫六兩個師，開赴了抗日前線，其中龍云飛任暫六師師長。鳳凰民間傳說，龍云飛率軍打仗之時，喝酒罵娘，長著京劇上的戰場。但就是他帶領的“竿軍”，夜襲敵營，消滅了敵人一個排的兵力，此后又參加了株州戰役和鄂西戰役，日軍人仰馬翻，鎮竿軍威風凜然。

末代苗王龍云飛
    龍云飛是鳳凰的一個傳奇。他身上交錯著一種亦邪亦正的氣質，使得他的一生顯得異常撲朔迷離。這個人是山江苗族的首領，號稱“青帕苗王”，18歲即離家出走，入哥老會，解惑賭博，販運沿途，包路護送商客。因殺了一個牛客，不得不逃離鳳凰。辛亥革命爆發后，他參加了鳳凰苗民光復軍，第一個叼著刀爬上了鳳凰城墻。之后與陳渠珍一道，參加了湘西鎮守使田應詔的討袁護法軍，任田手下的團長。后來田應詔將軍權教給陳渠珍，龍云飛深得重用，先后當過永順、保靖的駐軍統帥，鳳、麻、辰、滬的警備司令，坐鎮麻陽。在此期間，他弟媳與一裁縫通奸，以毒藥殺害其胞弟，他不發一言，將弟媳以石頭綁住，丟入天坑。裁縫則被縛于古樹之上，剝皮挖眼，死后其人皮被織成一條血鞭，懸掛于龍家大院的門樓下，以正家風。風光正盛之時，他卻被生性多疑的陳渠珍解除武裝，于是不得不解甲歸田，歸隱山林。后來陳渠珍反何鍵，才重新喚他出山。此后他組成“湘西革屯抗日救國軍”，將國民黨兩個團圍殲在山江蛤蟆洞中。再后來，他與陳渠珍等湘西軍人，在抗日戰爭中一度放棄了個人私心，投身于抗日戰爭。他的軍隊雖然在戰場上戰功不凡，但蔣介石始終不能信任這支苗族軍隊。1941年，作為暫六師師長的龍云飛被調任第九戰區長官司令部少將參議，從此失去兵權，閑住沅陵。
    1951年，拒絕與解放軍合作的龍云飛被宣布為“匪首”，被圍困在都里鄉暴木林山上。他朝自己的腹部連開六槍，結束了他亦俠亦盜，亦英雄亦敗寇的一聲。然而他雖主宰了自己的生死，卻管不住死后的事。他須發皆白的頭顱被割下，懸掛在他曾經第一個攀爬的鳳凰城樓上，那一年，他65歲。

山江苗寨
    山江，苗語叫叭咕，離鳳凰縣城23公里，是一個典型的苗鎮，也是湘西最后一代苗王龍云飛的統治中心。一條清澈小溪穿鎮而過，鎮邊山巒起伏，石峰奇巧，林木秀麗。民居多為五柱八瓜三間土墻瓦屋，鎮口有一小亭，亭前一坪約半畝，坪上碑書“對歌臺”三個大字，這是苗家人“四月八”、“六月六”、“趕秋”等節日盛會的地方。鎮后有看到高聳的石樓和古色古香的居所，即原“苗王”龍云飛的宮殿。

住在鳳凰
    南華賓館、古湘山莊等是鳳凰較大的賓館，條件不錯，價格也不太貴，價位在幾十到一百多元不等。也可以住在鳳凰縣委招待所迎賓樓，從鳳凰汽車站往北約200米折向東就到，單人間50元，雙人間60元，需要開空調各加10元，有獨立衛生間和煤氣熱水器。
    鳳凰縣委招待所舊樓位于迎賓樓后的山坡上，外觀看起來比較古舊，但好處是可以再陽臺上看小城全景。但若是情侶出游或是三五朋友自助游，則最好住江邊的私人客棧，價既廉，景又美，亦有魚和熊掌可兼得之意。

沈從文勸“土匪”抗日
    1938年，北京淪陷之后，沈從文隨南遷的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師生南下，在沅陵小住了兩個月，對于經過長沙時聽聞的湘西為匪區的消息甚為痛心。在于陳渠珍、龍云飛等一干人見面之后，跟他們進行了一次平等的對話，勸他們在國難面前，放棄個人的私心，加入到抗日大軍中。此后，他寫了一封給湘西幾個在鄉軍人的信，題為《莫錯過這千載難逢的報國機會》——
    “同鄉的性情，本質上有一個共同點，都是不畏強暴，仗義而能濟人之急，具英雄本色，且以得人敬重為榮。如今最殘暴最丑惡的莫過敵寇，最具需要的莫過我們的國家！最近于英雄行為的莫過于齊心協力共同抗敵，最得人敬重的莫過于去收復失地，給敵人以沉重的打擊。同鄉真有眼光，取舍是極容易決定的。
……
我的話很坦白。我不是要作官（因為作官對我一點不上算），不是袒護誰（因為我不屬于任何黨派），不是為私人利益（我從無發財打算），只為自己是一個國民，一個鎮竿人，眼看國事那么嚴重，十多年不回家鄉，一回來就見到兩種現象：一種是大群剛從前線負傷回來的同鄉，有些創口尚未全好，因為知道前方需人，又各自不聲不響離開了他的家，拋下了年輕的妻室和周歲小孩子，向前走去。另一種是本鄉或鄰縣，聽人說有多少房子被焚燒，多少人家被搶劫，多少重要事不能進行。把這兩種現象對照起來，心中難受得很。凡稍具人心，總不免墮淚。稍有人性，總知道‘捍衛國家’和‘糜爛地方’什么是有價值，什么是被罵名。”

從文筆下的“土匪”——多具“游俠”氣質
    就在這之后不久，龍云飛走上了抗日戰場，而沈從文則開始了他極力要對外界澄清湘西真相的他最后的長篇小說《長河》和系列散文《湘西》里的《鳳凰》篇中，沈從文極力描摹了鳳凰人的游俠精神，以及交錯著浪漫與嚴肅，美麗與殘忍，愛與怨交縛不可分的種種故事。其中的三個極具游俠氣質的人物，一個是田應詔，一個是陳渠珍，而另一個，就是龍云飛——“當年田三怒得力助手之一，到如今還好好存在，為人依然豪俠好客，待友以義，在苗民中稱領袖。這人就是去年使湘西發生問題，迫使提倡打拳讀經治國的何鍵去職，因而湖南政治得以轉機的龍云飛。二十年前眼目精悍，手腳麻利，勇敢如豹子，輕捷如猿猴，身體由城墻倒擲而下，落地時尚能作矮馬樁姿勢。在街頭與人決斗，殺人后下河邊去洗手時，從從容容如毫不在意。現在雖尚精神矍鑠，面目光潤，但已白發臨頭，謙和寬厚如一長者。回首昔日，不免有英雄老去之慨！”
    沈從文在《長河》里極力描摹了鳳凰人的游俠精神。看看這湘西的水，可見湘西人性格中驃悍的一面！
    如果說《鳳凰》依然未能完全驅除人們對于湘西土匪的恐懼，那么沈從文的短篇《在別的一個國度里》寫的一個落草大王娶了一個溫柔而愛想象的妻子的故事，一定是能使我們的心變得柔和的。在這篇小說里，對于山大王始終懷著恐懼的宋小姐終于嫁了這個山大王，她給她閨中密友的信樣里用了這樣熱烈的筆調——“你不要笑，我自己覺得是很幸福的人，我是極老實的同你說，我生活是太幸福了。幸福不是別的，是他——我血你說，是你妹夫。你妹夫以前是大王，每日做些事，是撒旦派下來的工作，手上終日染著血，吃別人的血與肉，把自己的頭用手提著，隨時有送給另一個人的恐懼繞在心中。但他比我所猜的惡處離遠了。他不是青臉同黑臉，他沒有廟中判官那么兇惡。他樣子同我三舅舅的兒子一個面樣，我說他是很標致，你不會疑我是夸張。……”
    即便是土匪，也并非完全是猙獰的。所以我對于《烏龍山剿匪記》里的榜爺的印象，并沒有完全錯誤。如今這朱紅的大門里是不會再演繹“鉆山豹”的故事了。我沿著城墻下到河邊，舟行時的數百只燕子依然在水面上低回盤旋。河邊有個小小的孩子，穿著燦爛的花衣，吹著肥皂泡，五彩斑斕。我微笑地看著她，她沖我笑笑，空氣里蕩漾著和諧的清香。

追尋沈從文故居
    我已經無數次去過沈從文的故居。也許是錯覺，我似乎早在1985年的時候就在滿城尋找著大師的出生地。不記得誰給我指的路，如今穿越回憶，我仿佛還能看到一個小小的著花裙的黑而瘦的影子，夢游一般穿過一個賣姜糖的小店，在一個夏日，忐忑地來到一座樸素的四合院前。我還依稀記得，那個夏日只有一個老人坐在門前，他弓著腰，仿佛是為了揀起一片落葉。就在他彎下腰的那一刻，我溜進了空無一人的故宅，一個人在雕花的窗欞里游轉、如今依然有許多黑白的圖象和文字，如滴在紙上的墨跡，氤氳在我眼前。
    但那時候我并不懂得沈從文的意義，我剛剛從一個山清水秀的鄉下小學畢業，等著進一所我夢想的中學。在那漫長的等待里，我被父親安排進了一個學畫的暑期班。雖然我對于畫白菜和蘿卜已經了然于心，但對畫石膏像卻是一派茫然。我在那里不過是混一混，并且期待著早日結束描石膏像的日子，好用上我的水彩畫盒。但似乎沒等到畫水彩畫，我就在一個下午遠遠地聽到了一個很瘦的叼著煙斗的人給我們講話。我懵懂無知，一個在我旁邊已經考上了醫學院的皮膚黑黑的女孩興奮地跟我說，那是黃永玉。對了，那是黃永玉，也許就是在黃永玉對我們進行勉勵之后，那個黑皮膚的準備上醫學院的畫友跟我提起了沈從文，于是我開始穿街走巷地尋找他，直到最后站到了他的照片前。
    伺候我每一次來鳳凰都會到這里，只為了問一問那已經遙遠了的書香氣息，只為了讓自己在都市里已經浮躁了的心，在雕花的窗欞中長年射不到太陽的陰涼里，慢慢歸復平靜。
    這一次我到來的時候，已經是黃昏了。年幼的孩子們聚在馬路上，奔跑，嬉戲，快樂地呼喊。我想應該先拍一張照片，雖然沒有夕陽，但傍晚的天空卻反倒更加光良。我在街的那一角，舉著相機，等著一個又一個人從那門前走過，我想拍一座不被打擾的房子，我想要一個沒有旁人的場景。但人始終在來來往往地走過，并沒有因為我需要的寧靜而有所停息。那群嬉戲的孩子終于發現了一個令他們興奮的新游戲，就是招呼著同伴，全部沖到我面前，面對著鏡頭，做出了種種鬼臉。我發現我無法驅趕他們，他們是如此快樂而無邪。我想大師一定會很高興，因為如今在他的房子前面，留連的不光是憑吊的人。生活以極自然的樣子，仍在繼續，孩子們依然對世界毫無恐懼。

父兄的傳奇
    這座位于中營街的四合院是一座木質結構的清代建筑。沈從文那曾經聲名顯赫的當過貴州提督的祖父沈宏富因覺宦海莫測，辭官歸田，于1886年建成了這座小巧玲瓏的四合院。然而這位25歲即官爵顯赫的軍人未能頤養天年，1889年，他槍傷復發，久治不愈，撒手人寰。其妻張氏悲痛之下，為沈宏富之弟沈宏芳在黃羅寨鄉下娶了一位苗族女子為妻，為沈家生下兩子，次子沈宗嗣過繼給嫂子，就是沈從文之父。盡管這位苗族女子最后因種種原因而被迫遠嫁他鄉，但沈從文卻一直為自己血管中流著祖母的苗族人的血液而驕傲。
    沈從文之父一度亦想重整祖上風光，曾赴天津總兵羅榮光處任一裨將，駐守大沽口炮臺。八國聯軍入侵，大沽炮臺失守，沈宗嗣于悲憤之余，只身逃離天津，回到鳳凰。辛亥革命爆發后，他又出走北京，召集同鄉，組織鐵血團欲刺殺袁世凱。事敗之后，他不得不改名換姓，逃離關外。沈從文之母黃氏在家中拉扯三男三女，最后只得變賣房產，將所得銀兩悉數交給長子沈岳霖，讓他關外尋父。1923年，離家十年的沈宗嗣終于得歸故里，中營街的家卻已物是人非，祖業不繼。沈宗嗣的最后身份，是一位在這個古老的小城里頗有口碑的良醫。
    這座一度易主的四合院最后成為田家的產業。后來田家香火無繼，轉給楊姓親友。楊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沖擊，無法保全產業，僅以1300元的價格，賣給了沱江鎮房屋管理委員會。之后這座四合院曾一共住過66戶人家，180口人。1982年，沈從文返鄉之時，舊宅依然不姓沈。直到1988年，政府方將其收回，并加以維修，成為現在的從文故居。但此時，大師已溘然長逝。

曾經野性的沈從文
    在鳳凰對于軍人出路的傳統依賴里，沈家把他們的二兒子送進了部隊。從此，尚未滿15歲的沈從文就離開了鳳凰，開始了他作為一個軍人的生涯，也開始了他對一本社會“大書”的閱讀。
    應該是在沈從文故居里，我看到了一張少年時代的沈從文的照片。那是一張帶著野性的照片，透出一個鄉下小子無所畏懼的精神，這和他以后所有帶著眼鏡，流露出溫柔和秀氣的照片都不同。很難將這張照片和以后的帶著書卷氣的沈從文聯系在一起，但事實上，當年穿著一身不合適軍裝，滿不在乎地跟著部隊清鄉殺人，張口必稱老子的沈從文，就是這樣野性難馴的。
    在很多文章中，沈從文都提起他少年時代在沅水流域的生活。我無法想象一個人的少年時代時常和死亡連在一起的感覺，但這樣的生活，卻永遠刻印在一顆敏感的心理，無法逃避。
    《從文自傳》的《清鄉見聞》中寫道：“有一次我們從兩個長滿小竹的山谷狹徑中通過時，啪的一聲槍響，我們便倒下了一個。聽到了槍聲，見到了死人，再去搜索那些竹林時，卻毫無什么結果。于是把槍械從死去的身上卸下，砍了兩根大柱子縛好，把他抬著，一行人又上路了。二天路程中我們又死去了兩個，但到后來我們卻殺了那地方將近一千。”
    殺人的事并沒有中介。清鄉部隊駐扎下來后，抓了四十三個老實人，其中二十七個“在刑罰中畫了供，用墨涂在手掌取了手模。第二天，我們就簇擁了這二十七個鄉下人到市外田坪里把頭砍了”。“第一次殺了將近三十個人，第二次又殺了五個。”“關于殺人的記錄日有所增……地方人民既異常蠻悍，民三（注：民國三年，1914年）左右一個黃姓的辰沅道尹，在那里傻了約兩千人，民六（民國六年，1917年）黔軍司令王曉珊在那里又殺了三千左右，現時輪到我們的軍隊作這種事，前后不過殺一千人罷了。”

與死亡共舞的日子
    死亡還有很多種，還有一些令人心醉的死亡。同樣是在《從文自傳》中，沈從文寫道一個商會會長的女兒得病死去埋葬后，當夜便被本街一個賣豆腐的年輕男子，從墳墓里挖出，背到山洞里去睡了三天，方又送回墳墓里去。到后來這事被發覺時，賣豆腐的青年男子，自然被就地正法了。臨刑前他并不叫嚷喝酒，只沉默地注意到自己受傷的腳踝。沈從文問他為什么要做這樣的事，他只微笑著自言自語輕聲說：“美得很，美得很。”這微笑一直留在沈從文的心里：“十余年來在我印象中還異常明朗。”
    殺人的事在繼續。到了懷化以后，沈從文呆了一年零四個月，大致眼看殺過七百人。“一些人在什么情形下被拷打，在什么狀態下把頭砍下，我可以說全部懂透了。又看到許多所謂人類做出的蠢事，簡直無從說起。”生活的粗糙的磨礪，使得一個十余歲的少年在其踏進社會的第一步，就直面了人生最沉重的生和死的命題，其意義，便是“這殺人的這一份體驗在我心上有了一個分量，使我活下來永遠不能同城市中人愛憎感覺一致了”。
    此后終其一生，沈從文都在這種鄉下人與城市里人的隔膜中感到故里。而這種孤立，使得他一直逃避著城市，在心靈上，千百次地回到鄉下人的生活里，并且經由了距離，這種粗勵，漸漸地被流水幻化成一種單純的美。

并不浪漫的流浪生活
    軍人的流浪生活依然在繼續，當然并不止殺人一種，其中還包括用缽頭去燉狗肉，談了一場傾家蕩產的戀愛。沈從文愛上了一個身材高高臉白白的女孩，最終卻發現自己把家里的一千大洋全都送進了那個家里，自己的情詩卻毫無回應。無法對母親做出交代的沈從文只能逃避，繼續在船上飄蕩。在他飄蕩并停泊在辰州（沅陵）以后，湘西的軍人已經出現了一種新的振奮的狀態。做書記的，做傳達的，錢的數目雖然少，“但人人盡職辦事，從不覺得有任何委屈”；肯讀書的，還天天拿了書到陽光下去讀，準備考軍官學校；一般高級軍官，“生活皆十分拮據，吃粗糠的飯，過簡陋的日子，然而極有朝氣……”而這一切，都只因為“那個精力彌漫的統領官以身作則，壁（原字為上“辟”下“手”）畫調度一切，使個人能夠在職務上盡力，不消沉也不墮落”。這個人就是統領湘西數十年的陳渠珍。而沈從文當時的夢想，就是“希望有誰替我說一句話，到那軍人身邊去作一個護兵”。
    沈從文終于和陳渠珍相遇了，那時候，沈從文接近二十歲，陳渠珍四十歲。對于沈從文來說，與這個軍人接近的意義，不僅僅是之前的夢想的實現，還在于在遇到這個人以后，他改變了自己的一生。

頓悟生死求出路
    作為陳渠珍的書記，除了譽抄文件以及擔任會議記錄之外，沈從文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陳渠珍的書房里作一些整理的工作。那個書房里有四五個大楠木櫥柜的百來軸自宋至明清的舊畫，與幾十件銅器及古磁，還有十來箱書籍，一大批碑帖，還有一部《四部叢刊》。這樣的“這份生活實在是我一個轉機，使我對于全個歷史各時代各方面的光輝，得到了一個從容機會去認識，去接近。”“由于應用，我同時學會了許多知識。又由于習染，我成天翻來翻去，把那些舊書大部分也慢慢看懂了。”
    書的力量，就是把他從生活的粗糙中隔離開來，進入到一種溫柔的幻想中去。其實不獨是沈從文，很多人，都在書的誘惑里，與粗礪的生活漸漸遠離，歸復到自己被書所激發的夢想中，為之沉醉。沈從文開始和同時稍稍疏遠，無論是到山上走走還是到河邊玩玩，他的手里總是帶著一本線裝書。而書的閱讀，把一個人的情感弄得格外柔和，一些對于過去和未來的莫名的不安，開始襲擊著他。作為一名出色書記的軍人生活的前途，已經不能使他從這種不安引發的寂寞中擺脫了。
    1922年，異常持續四十天的大病和一個朋友的猝死終于促使沈從文做出了離開的決定。他終于躲過那場鼻血一灘灘流的熱病之后，他的一個朋友卻為了與人打賭去泅一條一里寬的消息，被洄流卷走淹死了。生命在意外面前的脆弱敲擊著他，他不能設想自己對外面的世界尚且一無所知，就已經病死或者淹死。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也許在外面餓死，也不比這種結束人生的方式更為可悲。就這樣，沈從文跟陳渠珍提出了要走，這位沉默而勤奮的軍人在他臨走前給了他一份鼓勵：“你到那邊，能進甚么學校，一年兩年可以畢業，這里給你寄錢來。情形不合，你想回來，這里仍然有你吃飯的地方。”
    十九天后，沈從文來到了北京，在旅客簿上寫下——沈從文年二十歲學生湖南鳳凰縣人。

國難當頭鼓喉舌
    沈從文和陳渠珍的再次相遇，已經是十六年后。1938年，抗日戰爭爆發。北京淪陷后，沈從文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學生和教授從北京南下，期間他回沅陵的大哥家暫住。在沅陵再次與這位“老上司”相見。其時，沈從文已經是著名作家、大學教授，陳渠珍則是剛剛上任的沅陵行署的第一屆行署主任。兩個人相逢在國難當頭的歲月，而他們之間的對話，也并非上司和書記之間的敘舊。沈從文與陳渠珍和龍云飛之間進行了一場關于抗日的對話，關于湘西必須改變在外人眼中的“匪區”印象的談話。這場談話后不久，陳渠珍的部隊就被改編為暫五暫六師，開赴了抗日前線，龍云飛任暫六師師長。沈從文在這之后，寫了一篇《莫錯過這千載難逢的報國機會——給湘西幾個在鄉軍人》的文章，闡述了他希望湘西軍人在國難面前為國家效力以發揮出湘西人的勇敢精神的呼吁。并為了消除湘西在外人眼中的誤解，到達昆明后，即開始創作散文集《湘西》以及展示這兩年湘西事變的長篇小說《長河》，力圖將真正的淳樸而美麗的湘西展現在世人的面前。

永不隕滅的星星
    《長河》是一部未完之作，也許因為這個原因，《長河》不象《邊城》那樣被屢屢提及。但用黃永玉的話來說，照湘西人的本分的看法，這是一本最像湘西人的書，黃永玉說：“這是他（沈從文）與故鄉父老秉燭長談的第一本知心的書。”
    沈從文的一生與陳渠珍并沒有交錯過，但他人生的兩次重要的轉折，似乎都和這位軍人聯系在一起。1922年他脫離軍隊的生活毅然走進北京，從此開始了他的“從文”生涯，他所告別的，就是陳渠珍。1949年之后，他作為作家的前半生已經全部結束，他開始以文物研究者的身份，開始他人生的后半部分。這一切或許都在他整理陳渠珍的書籍和字畫的時候就已經埋下了種子。很多年后，當他為器物字畫標識的時候，在沅陵的那個書房里的時光，一定會浮現在他的眼前，而人生的種種悲劇處，都必將化作更大的孤寂，彌漫在他的心里。
    但世界并沒有遺忘沈從文，黃永玉在《這些憂郁的碎屑》里說：“從文表叔盡管撰寫再多有關文物考古的書，后人還會永遠用文學的感情來懷念他。”
    如今，我站在沈從文的故居里，小小的天井只看到一片灰色的天幕，我聽到叼著煙袋的黃永玉問：“故鄉最后一顆晨星隕滅了嗎？”“當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