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墟】
　　其實，人類的歷史是現代人逆向溯源尋找而譜寫出來的。
　　20世紀60年代初，與天門山遙遙相對的澧水北岸的一片臺地，是當時白龍泉公社最為富饒的農田。那是一個極其普通的春日，一位農夫的犁鏵在這臺地上劃出第一條初春的弧線時，隨著泥坯的涌動，農夫突然眼睛發亮：這是一個形狀古怪的陶罐！
　　人們一下拾回了一個遙遠而陌生的名字：古人堤（又名古城堤）。
一、 陶紋：澧水文明的神秘符號
　　在并不太深的泥土層中，文物工作者發現了殘破的灰陶和紅陶器物，更多的是碎片。這些器物，多為鼎、豆、鬲、盆、罐、壺之類，同時，還發現了繩紋筒瓦、板瓦等。
　　考古專家認定：這是戰國遺物。遺憾的是，時值三年困難時期，饑餓的農民無力用鋤頭叩開厚重的歷史塵埃，發掘中止。
　　十八年后的7月1日，自治州幾位專家再度踏上古人堤時，北部一線已被氣象站和民居占領。在原挖掘的戰國遺層的下面，意外發現了一件石錛和若干件打擊石片、割削器、石器半成品等。這無疑是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石錛呈長方梯形，通體磨光，刃部鋒利，這是一種類似斧子的砍削器。在原始社會中，古人類多用此器物砍削或捕獵。丹麥考古學家湯姆生根據人類使用的工具的質料演變，把人類社會的發展分為石器時代、銅器時代和鐵器時代。后來又有人把石器時代分為舊、中、新三個階段。據該石錛磨光制作技藝水平分析，當屬新石器時代遺物，其時間約為7000年至1萬年之間。掃著，考古人員又連日不息挖掘，采集到了一批泥質紅陶、泥質灰陶、夾砂灰陶、印紋硬陶等，其紋飾有印紋（方格印紋、繩紋）、劃線、弦紋、蘭紋、篦紋等。器形有折唇罐口器、折唇罐形器、圈足豆、鬲、鼎、碗、缽等。上述文物應屬原始社會晚期文化遺存。距今約7000余年，與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幾乎是同一時代。
　　那是一個只能靠想象云描摩的洪荒時代：居住在洞穴的古人類經過漫長的演變，逐步將擊殺獸物和石頭變成石器，并且開始集體圍獵，形成較為穩定的勞動生產集體，于是原始居住聚落出現了。此后，由于農耕生產的出現，使饑餓無定的狩獵、牧業漸漸淡出主流生存方式，因土地的不可移特征從而形成固定的原始居住聚落的居民點。古人堤村落的出現，正是澧水流域原始人類走出洞穴、走向文明社會的偉大里程碑。或者說，人的文化是從制造工具開始的，當第一塊石頭被敲打成某種“好使”的模樣時――如未來考古學家們命名的所謂石斧、石刀、石錛之類，“文化品”就誕生了。它向我們揭示：使“非文化品”轉化為“文化品”的關鍵，在于人從自己生存和活動出發，利用之、改造之，賦予其特定的“人的意義”。而那些看似極其單調的陶紋，也許正是對這種“文化”的某種延伸解釋。我們不妨把它看做是本土文化最早的符號。
   古人堤遺址高出澧水約50余米，雖經歲月打磨，現仍高30余米，臺地瀕臨澧水，正對天門，背依子午，左有回龍山，右有臥虎山（今吉大校區），其北側為一自然溪流，后經人工開挖成一條護村河。遺址東西長約500米，南北寬約160米，總面積約8萬平方米。
　　臨淵捕魚，此生存之道一也；
　　依山狩獵，此生存之道二也；
　　拓荒種植，此生存之道三也；
　　挖溝繞村，此生存之道四也；
　　誰也說不清那些尚處朦朧狀態的古人類是如何運用了樸素的人居風水學原理云選擇、開發、建設這片原始共產主義社會樂土的。
   古人堤遺址的發現，無疑讓共飲一條水的桑植、慈利人大受鼓舞。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起，桑慈二縣相繼發現發掘了慈利金家臺村遺址（屬距今20多萬年的舊石器時代遺址）、桑植朱家臺遺址（屬距今10多萬年的舊石器時代遺址）、慈利田新遺址（屬距今6000多年的大溪文化遺址）、慈利璞榔崗遺址（屬距今5000多年的屈家嶺文化遺址）等，全市累計共發現舊石器時代遺址2處，新石器時代遺址20余處，商周遺址100多處，春秋戰國遺址200多處，出土楚簡1000多支計2萬余字，為湖南發現楚簡數量之最。還有數百座戰國墓、上千座漢墓及數千件各類出土文物等等。
   尤其令專家炎之驚訝的是，在桑植朱家臺龔家墳山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遺址出土的泥質夾砂尖足鬲，系二里頭文化，富含中原因素，但與楚文化有顯著區別。經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安志敏教授和北大考古系教授鄒衡實地鑒定。此物屬夏代晚期至早商時期具有土著特征的文化類型，建議命名“桑植文化”。
   上述澧水流域古人類文化遺址、文物的發現出土，至少可以改寫歷史中的幾處誤筆，比如中華文明似乎都集中在黃河流域、中原一帶；比如澧水流域的土家族都是巴人的后裔或自外遷入土化者，等等。
　　幾塊陶片，幾絲紋飾，就像一個個神秘的符號或暗語，把一部長長的人類歷史長河儲存在里面，讓后解讀、破譯。
　　其實，有的東西絕對是無法以常理解讀的。嚴格說，在關山阻隔、莽林蔽天、江河橫陳、野獸當道的險惡環境中，在一無通訊工具、二無交通工具的洪荒時代，本土人類是根本無法走出大山與外地人類進行交流或引外人進入本土的，而澧水文化所展示的石器、陶器之類，無論從形狀、質地到紋飾等，竟然與南北各地文明大同小異！難道是人類共有的心靈感應，抑或是時空隧道傳達的某種信息？
　　
虎鈕 
　　1981年10月11日，在興隆鄉熊家崗村出土一件青銅虎鈕  于高54公分，上圍徑102公分，下圍徑66公分，重32.5市斤。盤首成橢圓狀，腹部向下收縮作橢圓柱形。虎鈕遍飾龜紋，鈕盤飾人頭、魚、雞、彩船形狀紋樣，叩之作銅鐘聲。經鑒定，此為戰國至秦時遺物，屬國家一級文物。
　于，系古代一種軍樂器，起源于春秋戰國，在戰爭中擊　以指揮進退。《國語·晉語》云；故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戰于　　于，丁寧，敬其民也。韋昭注曰：　　于形如碓頭，與鼓角相和，丁寧者，謂鉦也。《湖南通志》（卷未三四）引宋代洪邁《容齋續筆》說：淳熙十四年（1187），澧州慈利周赧王墓旁五里山堆，（按：今市西玉皇洞外周報王墓一帶），蓋古冢也，其中藏古器物甚多。余介宰是邑得一　……，并傳有聶氏、楚氏、王氏者，也各藏一鐓。《湖北省志》也有關于虎　的記載：“施南、長陽附近屢獲此鐓，殊不可解。”考古專家徐中舒先生在《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虎鈕　于》中指出：虎　是古代巴人的典型器物。《后漢書》有關于巴人為虎圖騰的記載：　君死，魂魄世為白虎；巴人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蠻書》（卷十）也說：巴祭其祖，擊鼓而祭，白虎之后也。1983年，在石門同時出土虎　　和巴氏劍，佐證了徐氏一說。
   上世紀80年代初，在桑植　南岔鄉、迷湖鄉，慈利蔣家坪鄉等地先后出土虎　　各一尊。由此證明，本境曾經是巴人活動的區域，對研究本土民族構成、來源、演變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 筑城
   古人堤的故事還遠遠沒有完結。在當代擴城圈地運動中，挖土機從深深的土層里不斷挖出石條或河卵石。有的地方，還有明顯的夯土層，這些石條、卵石、夯土，都很規則縱橫交錯布局，在古溪道一側，還挖出了古井遺跡。在臺地北部的土層中，不斷掘出青銅劍、＝銅戈、銅矛和鐵劍之類的冷兵器。
   種種跡象告訴人們：這里埋葬著一座古城。那么，古城何時所筑，何人所筑，又為何消失？
       《永定縣鄉土志》編纂者曾對古城堤的神秘消失做了許多考究工作，但也似是而非：“古城堤相傳為昔時臨澧城遺址。”查臨澧縣系晉武帝太康四年（283）改充縣而設，而這個“臨澧”縣城，應該設在充城，因為只更其名而未其地。而漢置充縣時，絕對不可能在這片廢墟上建充城。《直隸澧州志》則載：漢馬援，“號伏波將軍，征武陵蠻時，澧，其經過地……古城堤，皆公遺址。”從這段話分析，漢建武二十三年（47）相單程攻充城，馬援率兵鎮壓，這里也只是“經過地”，充城應該在距此的上游某地，或頂多只登臨作短暫的憑吊而已。因而古城堤的的消失仍是個未解之謎。是戰爭，是瘟疫，是朝廷征“蠻”屠城絕種，還中世紀洪水之難？
　　出土文物作證：是戰火所焚；
　　現場卵石作證：是洪水所毀；
　　民間傳說作證：是瘟疫所滅；
　　一座古老美麗的城池，突然于某一年某一日在大地上神秘消失，卻未在斷殘篇中留下半點痕跡，心頭的疑云與恐怖交向襲來，讓我不寒而粟，我想援引本土歷史上曾發生過的幾次災難：
　　——天啟七年（1627）一河大水淹沒了整座衛城，普光禪寺一位僧人絕望地在二佛殿石壁刻下八個字：
　　——天啟七年，洪水至此。
　　——明崇禎四年（1631）辛未七月，地震異常，聲吼如雷，城內房屋崩倒，壓死多我，鄉村?地裂陷沙涌，人皆不敢屋居，露宿月余，連震無時，數歲不止……（康熙《永定衛志》）
　　——民國二十一年古歷五月至七月初，縣城發生瘟疫（霍亂），不到兩個月，死亡千余人；駐軍二千多人中有二百余人染病死亡。發病高峰期，每天抬棺出喪達百人次……（《大庸文史資料·大事記述》）
　　我相信了上述三種說法。也許，人類畢其若干世紀的努力所創造出的文明，就那么一瞬間就讓大自然的魔鬼給收拾了，留給你的是一堆廢墟和供后人猜測的古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