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書紀念品
各位朋友：
    大家好！歡迎到江永瑤鄉做客。前面我已給大家講了，江永是一塊神奇的土地，有著豐富的特產，江永的“三香”就是其代表。在江永，除了這些特產外，我今天還要給大家介紹瑤鄉更為奇特的特產——女書及其紀念品。
    當大家剛一聽到女書紀念品的時候，一定會感到奇怪，女書是什么東西，或許就是一種女性的書籍吧，有做專門介紹的必要嗎？其實，在你了解了它的真實后，就不會覺得是小題大做了。說它是一種女性的書籍，也不算太離譜，的確這是女性專用的一種文字，而且是迄今為止人類所發現的惟一一種女性文字，是中華民族珍貴的古老文化遺產。
    湖南瑤鄉，有一種特別罕見的文化現象：在江永及其毗鄰的道縣、江華和廣西部分地區，有一種只有這里瑤族婦女才會寫、并在婦女中神秘流行、傳承的奇特文字，稱為“女書”。她們用這種世界上絕無僅有的文字，記錄只有她們才能讀懂的私密。
    女書是一種古老而又神秘的文字，20世紀80年代，女書在江永瑤鄉被學者發現，石破天驚，引起了全世界學者的關注，但至今為止，還沒有任何學者可以確定它起源的年代。這種被專家稱為“南楚奇字”的女性文字，它不似東巴文字那樣象形古拙，而以表聲而不是表意記錄著當地土話。“女書”似篆非篆，類似甲骨文，文字秀麗娟細，造型奇特，古雅秀逸，只有點、圓、斜、豎等五種筆畫。其形體傾斜，書寫呈長菱形，筆畫纖細飛揚，自由舒暢，字體左低右高，沒有方正，外觀是斜體，和漢字的“多”字相似。女書的書寫款式與中國古代線裝書相同，上下留天地，行文自上而下，走行從右至左，沒有標點符號，不分段落，一書到底。一個字符讀一個音，孤立地一個字符連女書老人也說不出具體含義，只有和其他的字符連在一起用當地瑤族群眾使用的一種土語念時才能確定其含義。女書共有2000來個字符，能廣泛運用于日常生活。它有許多異體，多一筆少一筆無所謂，只要保持基本形狀即可，故而還有好多是字同義異。女書的特點是完全詩歌化，可采用當地方言土語吟詠。內容多為表述婦女苦難、衷情的歌謠。
    女書沒有印刷出版物，而是用毛筆書寫在精制手寫本、扇面、布帕、紙片上，或繡在手帕、絲巾、服裝上、織在花帶上。寫在紙上的叫“紙文”，寫在布帕上的叫“帕書”，寫在扇面上的叫“扇章”，繡在布帕上的叫“繡字”。無論詩文、書信等，書寫款式同我們熟悉的豎排書寫相同，形成的書籍的裝幀形式是線裝本、豎排版、手寫體，給人的直觀印象是一種傾斜和修長字體，呈棱形框架，樣子有點像蚊子、螞蟻，當地人稱之為“蚊子腳字”、“螞蟻子字”。
    與其他古文字相比，女書有四大獨特之處：一是只在婦女之中傳承使用，傳承方式為老傳少，母傳女，世代傳襲；二是記錄當地土語并用當地土語讀唱；三是字形奇特，呈長菱形，有甲金文的風格，但又迥然相異；四是人死書消，無文物可考。目前收集到的近20萬字的“女書”作品，絕大部分為歌體，其載體分紙、書、扇、巾四大類，無論哪種承載方式都十分講究形式美。如寫在紙張上四角多配花紋，寫于紙扇上多插繪花鳥圖案，織繡在巾帕花帶和服飾上的，則是精美的女紅工藝品。
    女書最大的特點是詩歌化，它不是讀的，而是唱的。這里記錄有女書碩果僅存的傳人，98歲老人陽煥宜翻譯的一段女書，可以看出它的確完全詩歌化。
“把筆修書我訴苦，訴說我身好可憐；
我是出身新宅女，嫁到鄰近洞口村……”
    老人用心靈觸摸著那些神秘的文字，抑揚頓挫地吟唱仿佛訴說著一個不為人知世界的悲歡離合，黯淡的眼神漸漸流光溢彩。陽煥宜老人是一生伴隨女書成長的惟一健在的女性。她的謝世，將意味著當地婦女之間用女書這種獨特的方式來分享感情、閑聊家常和交流生活經驗的傳統的消失。
    女書是中國文化寶庫中的一個瑰寶。它不僅在中國，而且在全世界也是絕無僅有的，因為它是一種專屬文字，所以它的使用和傳承也很特殊，千百年來它是一種只在女性當中流傳使用，傳女不傳男，是以母女相傳的方式代代相傳，或由親密的結拜姊妹教習。誰也沒打算將小時候從外婆那兒“得道真傳”的識“天書一本領傳給家里的男性。解放初期，當地婦女用“天書”通信，被下鄉的工作人員誤以為是什么“密碼”，一度禁止使用。
    “女書”是怎樣產生的？它為什么僅僅在江永縣上江圩鄉及其周圍方圓不到百里的范圍內流傳，而且僅為婦女使用？于此，史志不載，族譜碑文不述，其傳習均屬家教親授，世代相傳，誰也不知流傳了多少年，也不為外界知曉。1931年印刷的《湖南各縣調查筆記》中，《花山》條中已將“女書”作為“似蒙古文”的文字略有述及。收藏在中國歷史博物館的《瑤文歌》序文也記載道：“一九四五年，何君曉南持猺文一紙，云是猺女讀物……縱橫五百七十四字，字跡秀媚，行列端整，不知出自誰家女手，惜一字不可識，無以解其音義”。連著名的國學大師季羨林先生聽說“女書”后，也感到“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為此英國吉尼斯世界紀錄有限公司2003年在法蘭克福宣布，中國女書是世界上最具性別意識的文字。特為此頒發了吉尼斯世界紀錄證書。
    令人難以理解的是：在像中國這樣一個男尊女卑，一個以男、權儒家文化為主體的國度里，卻有著女性專有的文字存在，形成獨特的女性文化，這不能不說是一個謎！時至今日，女書的起源也一直是個謎，充滿著神秘的色彩。在“江永女書國際研討會”上，來自美國、德國、澳大利亞以及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進行了熱烈的研討。到目前為止，國內外圍繞世界現存的這種獨一無二的婦女文字，已出版論著近20種，發表論文150多篇。
    與“女書”相伴相生的，是當地女性獨特的社會生活習俗。女書有著深厚的母系社會的痕跡，是沉淀于文字背后的社會文化背景。江永地處湘桂粵邊界，當地婚俗十分完整地保留了封建社會漢族舊婚俗的繁縟禮俗，流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可又受南方少數民族特別是瑤族女尊男卑觀念影響，婦女婚后3天即返回娘家，直到懷孕生子后才正式在夫家居住。這一古老婚俗客觀上使得當地新婚少婦在婚后很長一段時間內還能自由享受少女時光，與同村姑娘玩耍，唱習女紅。當地婦女一般不下田勞動，她們擅長女工，還擅長女歌、女書，能用女書記事、通信、寫傳和祭祀。當地婦女定期趕赴女神廟會請求神佑，并借此交流聚唱女書。農歷正月十五和四月初八日，當地的未婚女子和新婚未久、仍在娘家生活的女子，都要帶上自己寫得最好的女書，做得最好的刺繡，以及食品等，到村內當年即將出嫁的女子家，如果村內當年沒有出嫁的女子，則在村內最年新作等，叫做“斗牛”。故“斗牛節”又稱“女兒節”或者“姑娘節”。每到陰歷六七月間，當地一年最熱的時候，青年女子就要相邀聚集，選擇風涼舒服之家，一起紡織刺繡，以女書為媒介，讀書作詩。當地稱這段時節叫“女子吹涼節”。江永縣的花山廟是女書活動中心。每年陰歷五月初十便聚會于此，手拿寫有女書的巾帕、紙扇，高歌贊頌她們心中女性的主神姑婆娘娘。這種神秘古老奇特的女性文化，是她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糧。她們不像中國傳統女性那樣有苦憋在心里，而是通過女書傾訴出來，姐妹們互相安慰，互相幫助，共渡難關。
    歷史上江永及周邊地區婦女尤其年輕姑娘之間，自古流傳著一個習慣——結交“老同”（同性伙伴），不論姓氏異同，不論輩分高低、年齡大小、以婚未婚，只要情投義合，就可結為義姐妹，雙方家庭為此專門修書，舉行結拜儀式。一般為七個，稱“七姐妹”。一旦結為姊妹，便終生友愛，不定期的用女書傳遞信函，交流感情。義姐妹經常聚集一起做女紅或紡紗織布，她們一邊勞動，一邊讀紙扇。由于結“老同”直接體現出人品、聰明才智、道德等，因此能否結到更多的“老同”直接影響到該人的社會地位，甚至有結不到“老同”，一輩子嫁不出去的說法。這使得識寫女書成為了當地婦女心目中女性“知識分子”形象的代言。當好姐妹“出嫁”時，她們都要贈送新娘一本自己親手制作的女書，里面寫盡了姐妹美好的祝愿和姐妹情誼。而且還要在婚前“歌堂哭嫁”唱女書，在新娘出嫁的儀式上，用女書書寫《三朝書》作陪嫁賀禮，且當眾宣讀。新娘陪嫁的賀禮——《三朝書》，也就成了新婚之日婆家擺放在大廳中驕傲的“臉面”。足見女書在當地婦女生活中的神圣地位。
    舊時當地不少才情女子采用這種男人不識的“蚊形字”互通心跡，訴說衷腸，將其刺繡、刻畫、戳印、書寫于紙扇巾帕女紅，傳記婚姻家庭、女紅藝術、文化娛樂、風俗習慣、宗教信仰、道德情操、幽怨私情，也編譯漢文唱本等，系統地反映了這一帶婦女的喜怒哀樂。她們用女書編歌和創作，所以女書作品幾乎都是詩歌，主要為七言詩，少數為五言詩，一般書寫在精致的宣紙、扇面、布帕上。女書的作品可廣泛用于女子出嫁、結拜姐妹、祭祀和悼念等。還可用來記錄歷史大事，如《太平天國過永明》、《解放歌》等。《肖氏女》、《三姑記》等漢語民間故事也被她們翻譯成唱本，大部分女書所言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是女中豪杰或賢德之女。
    許多女書作品完全用寫實手法自敘自嘆心比天高、命如紙薄，許多美好意愿在黑暗中化作泡影的悲苦境遇，并請出民間傳說中的神靈幫助逢兇化吉。這些作品的主人公不僅都是個性張揚的“女強人”，強烈要求和男性地位平等，而且她們極端厭棄鄙視男性所熱衷的功名富貴。女書的主人將自己受壓迫受歧視的痛苦寫出來，唱出來，使在現實社會中被壓抑扭曲的心靈得到一絲緩解和釋放。女書已由單純的文字變化為婦女與命運抗爭的武器，成了她們的精神寄托。“三從四德”對女性的規范束縛曾經是世界性的傾向，但儒家道德倫理的影響力卻在女書中被大大削弱。
    女書是這里女人最好的伙伴，是女人生命中一盞溫暖的燈，是研究女性文化的一本百科全書。它記載著她們的朝朝暮暮，記載著她們的悲歡離合。當她們要離開這個人世時，惟一掛念的就是女書，一定要伴她們到另一個世界。作為女性隱秘的私物珍藏，女書流傳區域有個規矩，大凡有婦女過世，她生前喜愛的女書作品，無論是紙文、帕書、扇章都要焚燒化為灰燼，以便主人到了陰間仍有女書為伴。所以這些記有女書的物品，往往是人死書焚，多作為殉葬品焚化或掩埋，留給后人保存完整的女書作品寥寥無幾。
    一種邊緣文化，縱使有著珍貴的獨特文化記憶，但在今天已失去鮮活的生命。人類文明的一朵奇葩似乎正漸漸轉身離去，人們對于女書處境發出頗顯沉重的嘆息。江永“女書”這塊獨特的文化“化石”，是人類歷史上一個植根甚古、牽涉面甚廣的神奇文化現象，舉世罕見的記號音節文字，堪稱世界文化瑰寶，為人類破解自身之謎提供了含量十分豐富的信息。作為一種罕見的歷史文化遺存，它對古文字學、語言學、歷史學、考古學、人類文化學、民族文化史、婦女學、民俗學、民間文學和哲學研究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可喜的是江永女書于2002年入選我國首批“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該名錄屬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的“人類文化遺產記憶工程”的一部分。
    在對女書字形的研究中，人們驚奇地發‘現，只曾在史前人類的文化如古埃及文字、瑪雅文化、甲骨文中出現的“圖騰崇拜”卻在女書字體里呈現出明顯的痕跡。女書中，有像鳥體或者鳥體部分之形造成的字符。這些字符顯然是在鳥圖騰崇拜時代所創造，只有在鳥圖騰崇拜的原始思維的主導下，才有可能出現以像鳥頭之形標示人頭，以像鳥體之形標示人體，以像并列雙鳥之形標示人君等等一系列女字。這和甲骨文演變的漢字“頭”象形為人的頭，人的身軀象形“體”、一個人握著筆加一張口象形為“君”字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這種甲骨文系崇拜人，女書崇拜鳥的現象是否意味著以甲骨文系文化主打中華的語言文字理論將可能會隨著女書這一驚人發現而打破，從而形成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北南兩部分中華古文化，后者最大的可能代表便是春秋時曾雄霸中原的吳、越王國的起始族群——從未見到過其創造和使用自己民族文字作任何記載的古越人。我國的鳥圖騰文化源遠流長，從代表古越族史前文化的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一直延續春秋和兩漢時期。出土的文物大多顯現著“鳥圖騰崇拜”的痕跡，甚至在數千年之后，越王勾踐佩劍上雕刻的“王”字下方，也有二鳥呈現。
    無獨有偶，在江永上江圩一帶，農歷二月初一是當地的“朱鳥節”（朱鳥即鳳凰），家家戶戶都以烏梨葉雜糯米粉做糍，鄰里互相饋贈，并把糍放在小竹竿上，遍插田地里，以供鳥食用，稱之為“朱鳥糍”。這里的民眾都愛好養鳥，每年二月初一舉辦鳥會，比賽誰養的鳥最好，看來這絕不是偶然的巧合。
    女書作為一種獨特的瑤族女性文字符號體系，是一種與甲骨文同時期，甚至更古老的文字。否則，女字中為什么有著大量甲骨文遺跡？女字構形原始兼古雅，女書唱腔古拙兼悠遠，其流傳地域及保存方式極為獨特，與楚辭的吟頌又有什么樣的聯系？女書的線條究竟有什么樣的空間特質，它與原始藝術又有什么樣的關聯？
    女書作為一種豐富的民俗文化現象，無疑形成于十分特殊復雜的文化土壤。當地漢瑤雜居，楚風瑤俗交錯，古為楚越文化拉鋸、之地，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更迭，至今當地居民中，不僅所操的漢語土話里留有古越語言“底層”，在傳統的風俗習慣中，還遺存有明顯的越風、楚習、巴俗。而流傳在女書和所記錄的土話與壯侗語族保留的古百越語言的“詞素、詞和語法結構”中的一部分是相同的，因而有可能是古代百越文字、楚文字或巴文字的孑遺和演變，尤其是古百越文字的孑遺和演變。女字的構成幾乎都能在百越后裔的各民族的織錦圖案中找到，瑤錦上就織有數量不等的這種奇特文字的符號圖案，其形體結構與含義，與傳統‘女書’字符表現出明顯的一致性，是書體女字在編織物上的圖案化。有人根據女書中大量與出土刻畫符號、彩陶圖案相類似的字符，認為其起源的時間、空間可追溯到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形成于秦始皇統一中國文字之后。有人依據女書文字與原始古夷文的基本筆畫，造字法類同，認為它是舜帝時代的官方文字。根據甲骨文和金文借字在“女書”字匯明顯存在的特征，還有人認為，它是一種與甲骨文有密切關系的商代古文字的變種。還有學者認為，象形字、會意字是文字體系中最早產生的文化現象，是文字創造者所處生活環境和社會文化的直接反映。根據女書象形字、會意字構成中反映的文身習俗、“干欄式”住宅建筑特色、稻作文化及鳥圖騰文化現象，他們認定現代女書是古越文字的孑遺和演變。
    作為人類一種獨特的文化遺存，女書向世人提供了一串深不可測的謎，一團至今仍未撥開的霧。無論如何，這種奇特的人文現象總與湘南一帶獨特的女性社會文化密切相關。“不落夫家”這種由對偶婚家庭向一夫一妻制家庭過渡時期的婚姻形式，反映了母系制對父系制的頑強抗爭。這種一方面與男性社會隔絕；另一方面內部又特別活躍的“女性社會”的形成，為“女性密碼”的滋生成長提供了豐厚的土壤。
    “上樹折花選大朵，下樹許女選官家，嫁入官家官事多，嫁入民家民事多……”，這首音韻整齊、瑯瑯上口的七言詩，大意是說少女時代在娘家享受的愉快時光，符合當地自古貴女嬌閨、晚婚晚嫁的習俗。聆聽著婉轉悠長的女書歌聲，瀟水淙淙的水聲，晚風吹過竹葉的瀟瀟聲，令人思緒幽幽。一幅古代女子日常生活的生動畫卷就這樣徐徐展開…
    參觀到此，不知您有何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