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后期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后期，中國外有強敵人侵，內有軍閥割據，政局動蕩，戰火紛飛，處于危難之際。在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的社會政治背景下，土家族人挺身而出，與外國侵略者和國內反動勢力進行了頑強的斗爭，甚至不惜犧牲生命，創造了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
　　
    第一節　辛亥革命和民國時期的土家族
　　
    一、辛亥革命中的土家族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一些在武漢的土家族革命者對促成這次武裝起義起了積極的作用。1910年，巴東縣的鄧玉麟、利川縣的牟鴻勛在武昌加入革命團體共進會，成為該會的骨干。他們在新軍和兩湖師范學堂中大力宣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聯絡革命志士，發展會員，設立秘密機關，使共進會成為武昌重要的革命團體。為了加強對武漢地區革命力量的領導，經過鄧玉麟的多方斡旋，文學社和共進社兩個革命團體決定聯合行動，于9月24日組成了統一的起義領導機關。此后，他們積極參與起義計劃的制訂和武裝力量的部署。武昌起義后，在協商組織軍政府時，由于革命黨人的主要成員不在武漢，有人提議鄧玉麟出任都督，他以自己的軍階低、無號召力為由而謝絕。軍政府成立后，鄧玉麟出任第七協協統（相當于旅長），指揮軍隊反擊南下清軍，保衛武漢；牟鴻勛出任中華民國公報社社長，大力宣傳革命。他們都在武昌起義中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
　　
    武昌起義的消息迅速傳到鄂西土家族地區，土家族、漢族人民深受鼓舞，異常興奮，無不“歡聲雷動，爭樹漢幟，頌新國萬歲”。但是，清朝地方官吏膽戰心驚，對這一振奮人心的喜訊實行封鎖，秘而不宣。辛亥革命以前，施南府屬各縣農民自發組織的反封建秘密會社——會黨的活動異常活躍，被清朝統治者視為心腹之患。清政府為了防止農民的反抗，特設鶴施兵備道，派遣巡防兵一營、陸軍一營駐扎鎮守。武昌首義后，他們深恐波及湘鄂川黔邊區，惶惶不可終日。
　　
    10月18日，宜昌新軍繼武昌起義之后，很快宣布獨立，設立鄂軍駐宜司令部，推唐犧之為司令。當時由于宜昌起義軍兵力不足，無力顧及施南，于是唐犧之一面電告駐施南陸軍營管帶李汝魁（一作李如圭），勸其起義；一面派稽查員張渭濱前往施南探聽陸軍營兵對革命的向背，以便策動陸軍營兵響應起義。同時，宜昌民團代表曾廣惠、翟燮陽等亦到施南府屬各縣活動。施南知府張鳳鳴驚慌失措，陸軍營管帶李汝魁猶豫不決。經過張渭濱多方工作，詳細介紹武昌起義及宜昌響應的情況后，在大勢所趨、人心歸向的情況下，李汝魁始聯絡紳學商各界，于10月28日起而響應，宣布獨立，令道府州縣交出印信，由李任鄂軍駐施司令部長。不久，黎元洪派曾楚藩、徐戰龍等至恩施，擬調陸軍營兵援助湖北其他地區，竟將李汝魁槍殺，改派巡防營管帶朱揚武為駐施司令部長。
　　
    辛亥革命在施南府地區是采取動員清軍倒戈的和平形式實現的，因而清朝的勢力并未受到沉重打擊，權力輕易落在清軍巡防營管帶朱揚武手中。朱揚武利用竊取的權力，乘機“百端搜括，民不堪命”，致使“施、鶴人民受其毒荼蹂躪者達數月之久”。深受新災難的土家、漢族人民，接二連三地赴湖北督都府，控訴朱揚武。黎元洪特派馮仁銓為施鶴安撫使，“以定人心”。馮仁銓抵達施南府后，撤銷施鶴司令部，駐施軍隊歸并到荊（州）宜（昌）司令部，由唐犧之節制，自此結束了朱揚武的反動統治。
　　
    11月，重慶宣布獨立，成立蜀軍政府，接著酉陽、秀山、黔江等縣相繼響應。早在酉陽活動的同志會會長劉揚聞知武昌起義爆發，立即聯絡土家族會員白錦禎、彭安國等密謀起義，以期響應。他們在酉陽大商家瑞太利的資助下，秘密召集當地民團和綠林數百人，以白錦禎為統領，彭藻、彭燦為副統領，組織了武裝起義。起義后分兵兩路向駐防的清軍進攻，白錦禎率領部分義軍進攻秀山，在酉陽與秀山交界的石堤，與清軍統帶高玉林的巡防軍激戰，白錦禎父子英勇戰死。彭燦率大部義軍向酉陽州城、龍潭出擊，高玉林聞警，復率清軍馳往抗拒。土家、漢、苗等族人民紛紛起來切斷清軍后援。在起義軍和各族人民的強大攻勢下，高玉林孤軍無援，不敢抵抗，遂率殘部逃走。當起義軍兵臨酉陽州城時，城內各族居民起而響應，士紳陳燕士乘機迫令知州謝鵠顯交出印信，謝攜印潛逃。11月中，劉揚、彭燦率軍人城，宣布獨立，不久又收復秀山。
　　
    酉陽雖然趕走了清朝官吏，宣布獨立，但是這些起義軍的首領自己不去掌握政權，反而拱手把政權交給地主士紳。劉揚、彭燦入城后，推舉陳燕士、陳菊餐、陳德元、冉遇隆、夏聲等五人為司令，掌握酉陽政權。
　　
    與酉陽起義相呼應，黔江縣也舉起義旗。在1月川鄂邊起義時被清軍殺害的首領王克明之妻楊氏，因家破人亡，．執意為夫報仇。當她得知武昌起義的消息后，立即組織百余人，托名革命軍，并致書譚國材，促其迅速起義。這時因1月起義失敗而逃亡在外的譚國材，聞訊從淮北返回黔江。譚國材以為革命軍真的到來，遂率領百余人進入縣城，召集士民開會演說，群情激昂。黔江知縣王梁鼎便將曾經參加鐵血英雄會的士紳王斐然逮捕，認其為“禍首”。楊氏大義凜然，挺身而出，直奔縣署，公開聲言：這件事是我干的，與王斐然無關，“若欲殺之，請先殺我。”王梁鼎見大勢已去，將王斐然釋放。黔江于11月13日宣布獨立，成立軍政府，舉彭鑄臣為司令。
　　
    10月22日，革命黨人占領長沙，宣布湖南獨立，各府縣聞風響應，唯獨統治湘西的清朝官吏、辰沅永靖兵備道道臺朱益濬負隅頑抗，拒不響應。他一面派所部清軍向長沙進發，聲言“討賊勤王”；一面聚結兵力，嚴密布防，扼守鳳凰廳城，并嚴查革命黨人的活動。同盟會會員田應全在鳳凰廳聯絡哥老會首領唐世鈞，組織“光復軍”，派人分赴四鄉農村，發動苗、漢、土家等族人民準備起義，又派人與鳳凰城中官兵聯系，以便策應。10月27日，各路義軍進攻鳳凰廳城，由于提前起義，內外失去聯系，義軍傷亡很大，遂暫時撤退。以反革命政變竊取湖南都督的譚延闿特派李季洪為標統，率領一標新軍，開往常德，堵截朱益溶所屬清軍，又令地方士紳招撫朱的部屬。內有革命黨人領導的群眾起義，外有軍隊壓境，朱見大勢已去，被迫交出政權，12月底鳳凰宣布獨立。接著永順、保靖等縣亦告獨立，成立湘西軍政府。
　　
    二、民國時期土家族地區的政治
　　
    （一）土家族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的斗爭
　　
    袁世凱篡奪政權后，對全國各族人民進行血腥統治。1913年3月，袁世凱派人刺殺國民黨成員宋教仁。“宋案”公布后，國內輿論嘩然，孫中山主張興師討袁，發動“二次革命”。7月，江西都督李烈鈞首先組織“討袁軍”，通電討袁。接著四川等省宣布獨立，熊克武在重慶成立“討袁軍”，四川各地軍民聞風而起，酉陽縣的土家、苗、漢族人民在鄒杰的領導下起而響應，參加討袁。不久，被投靠袁世凱的胡景伊鎮壓下去。
　　
    1915年12月，袁世凱復辟帝制，激起全國各族人民的強烈憤怒和反抗，蔡鍔起兵云南，發動護國之役，反對袁世凱稱帝。酉陽縣的土家、苗、漢族人民在李善波、王子履、王子騮領導下于龔灘起義，號稱“復興中華革命軍”，開展討袁斗爭。袁世凱急令北洋軍一營由湖北前往鎮壓。王子履等率領義軍英勇還擊，北洋軍失利潰敗，遂攻克酉陽、秀山等縣。這時，奉孫中山之命的石青陽回川，任川東區司令，率軍至酉陽，李善波等義軍歸屬石青陽領導。5月，石青陽率軍由酉陽進至彭水，駐兵勸學所，忽聞李善波部營長周麻子叛變，與支隊長湯子模在酉陽發生巷戰。石青陽隨同秘書長張佐臣等三十余人，星夜兼程奔赴酉陽，集合湯子模部，并收唐鵬程部數千人，出黔江、石柱、涪陵，進逼重慶。
　　
    1916年2月，袁世凱派北洋軍從湖南、四川兩路進攻云南，鎮壓蔡鍔的護國軍。當北洋軍第六、第二十等師抵達湘西準備進擊貴州時，戴戟率領的護國黔軍從貴州攻入湘西，雙方在芷江、麻陽一帶發生激戰。袁世凱急忙任命熊希齡為湘西宣慰使，經調停，雙方一度休戰，部分黔軍退回貴州。這時湘西各族人民紛紛起來，頑強抵抗北洋軍，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大庸縣羅劍仇以湘西獨立軍為旗幟，聯絡會黨，集結土家、苗、漢等族人民一千五六百人起兵討袁。羅劍仇利用永順縣知事車賡“收驗舊契”，不斷增加驗價而引起永順各族人民普遍不滿，以及巡防營兵撤離、城防空虛的大好時機，于3月19日率領三百余人攻陷永順縣城，入城后立即向城內居民宣布了“剿滅貪官”的宗旨，以安定民心。但羅劍仇懼怕鎮簞巡防兵反攻，不到兩天，即撤兵出城。
　　
    4月25日，會黨首領張玉堂、伍少卿等在龍山縣鴨綠灘集眾千余人，攻占龍山縣城，宣布獨立，張自稱湘西護國軍總司令。城內秩序穩定后，張玉堂委任伍少卿為指揮使，帶領五百余人，在與永順交界的扁擔峽駐防，又委向晏清為團長，率領一千余人駐守與永綏（今花垣）交界的伏龍山，以防北洋軍與鎮簞巡防軍進攻；同時，又派人與貴州護國軍、四川酉陽獨立軍和在乾城宣布獨立的張學濟聯絡，以利彼此聲援。駐扎永順的北洋軍劉虎臣與永綏鎮守備向天爵分別率軍向扁擔峽、伏龍山進攻，經過激戰，北洋軍敗退。
　　
    5月5日，保靖縣隆頭的土家、苗、漢等族農民暴動，涌人警署，奪取槍支彈藥，推舉警士羅振東為護國軍獨立團團長，宣布獨立。很短的時間內，各鄉農民三四百人進攻縣城，驅逐袁世凱親信湯薌銘委派的知事。保靖縣知事王訥帶領百余士兵前往隆頭彈壓，駐扎永綏的北洋軍亦來救援。經過激烈巷戰，農民軍傷亡過大，被迫退出隆頭。
　　
    由于湘西各族人民紛紛起來討袁，在湘西的北洋軍雖占有優勢兵力，但是，他們既不能進入貴州，也不能控制湘西。處于不利地位的親袁的湘西鎮守使、鎮筸軍統領田應詔乃被迫于5月21日宣布湘西獨立。
　　
    （二）連綿不斷的軍閥混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日、英、法等帝國主義國家加緊對我國侵略，培植勢力，使北京政府和地方軍閥成為自己的工具。在帝國主義支持和操縱下，控制北洋政府的各系軍閥，奉行“武力統一”政策，對西南用兵；湖南、四川等省的地方軍閥打著“湘人治湘”、“川人治川”和“聯省自治”的旗號，乘機霸據一方，爭奪地盤，以致戰爭連綿，混戰不休。地處湘鄂川黔接壤地帶的土家族地區，成為南北軍閥、主客軍閥之間激烈爭奪的重要地區。
　　
    1919年6月，桂系軍閥支持譚延閨為湖南督軍。譚延闖在湖南站穩腳跟后，就想進一步統一湘西；而盤踞湘西的軍閥，割據一方，拒絕接受譚的命令。受駐湘西黔軍控制的湘西鎮守使田應詔自稱湘西軍政處處長兼靖國聯軍湖南第一軍總司令，辰沅道道尹張學濟自稱湘西民政處處長，接近桂系的湘西鎮守副使周則范又自稱湘西護國軍總司令。同年11月，田應詔指使周部團長廖湘蕓殺周，周的部將蔡巨猷、劉敘彝又在譚延閩的援助下起兵討廖，廖湘蕓兵敗逃走。譚延閩以此為借口，派吳劍學帶兵向湘西移動，準備武力統一湘西。不久，直皖戰爭爆發，譚用兵湘西的計劃才未能實現。
　　
    1920年，云南軍閥唐繼堯命滇、黔軍進攻川軍熊克武部，企圖霸占四川。鄂西靖國軍總司令兼第二軍軍長黎天才、第一軍軍長藍天蔚在鄂西不能立足，逃入四川，依附唐繼堯，分駐萬縣、夔州、巫山一帶。熊克武聯合四川各派軍閥，將滇、黔軍趕出川境，又擊退駐萬、夔的鄂西靖國軍，黎天才軍退至建始、利川，藍天蔚部退往恩施、鶴峰。同年7月，常澧鎮守使王正雅被副使卿衡派兵殺害，其子王育寅在慈利縣東岳觀起兵為父報仇，自稱常澧護國軍總司令，攻占大庸、慈利等縣。王自知聲望不高，遂由林修海任湘西靖國軍總司令，自己退居副司令。10月，林修海軍由大庸等地進攻常德、澧縣，譚延闿急派旅長宋鶴庚率兵討伐，先后攻占慈利、大庸、桑植等縣，擊潰林軍。
　　
    1921年，直系軍閥吳佩孚推行“武力統一”政策，進兵宜昌，直逼四川。湖南、四川組織“討鄂軍”，川軍占領巴東等縣，進入鄂西。不久，“援鄂軍”失敗，旋即退出。
　　
    1922年，四川爆發熊克武、但懋辛與劉湘、楊森的“一、二軍之戰”，結果劉湘下野，楊森率殘部退入湖北施南、利川，投靠吳佩孚。這次四川軍閥之間的混戰，為直系軍閥吳佩孚奪取四川創造了條件。
　　
    1923年2月，吳佩孚乘機派第八師師長王汝勤、第十八師師長盧金山由鄂西進擊川東，楊森由利川渡江襲擊萬縣。這時，占據湘西鳳凰一帶的黔軍袁祖銘部退人鄂西施南，吳佩孚命其與楊森合作。同年6月，孫中山任命譚延闿為湖南省長兼湘軍總司令，討伐趙恒惕，人湘主政。而趙恒惕又請求吳佩孚援助，準備消滅湘西鎮守使蔡巨猷和湘西綠營統領陳渠珍。譚延闿命蔡巨猷、陳渠珍等宣布湘西獨立，指責趙恒惕依附北洋軍，并組織討趙軍，從湘西分兵三路討伐趙恒惕。
　　
    1924年秋，川軍熊克武部奉孫中山之命，由四川假道湘西，出師北伐。湖南督軍趙恒惕看到川軍久屯湘西不走，派湘軍葉開鑫、賀耀祖部向川軍進逼；并密令駐保靖、乾城一帶的陳渠珍攻擊川軍，經過激戰，陳部傷亡很大，退守乾城。
　　
    1925年2月，楊森在直系軍閥支持下勢力日漸強大，企圖消除異己，用武力統一四川，結果被劉湘、劉文輝與黔軍袁祖銘聯合擊敗。楊森殘部退守鄂西，秀山、酉陽等川東十余縣被袁祖銘占據。黔軍袁祖銘因分贓不均，向劉湘進攻，劉湘又聯合楊森，將黔軍逐出川境，楊森復占據川東。
　　
    1926年，袁祖銘退出川境后，遂派嫡系王天培、彭漢章兩部進駐湘西，妄圖向外發展。湖南督辦唐生智要求袁部移駐鄂西，交回湘西防地，袁置之不理。于是第八軍教導師師長周爛在常德將袁祖銘槍殺，并將其部包圍繳械，其殘部由李燊率領竄往湘鄂川三省交界地區。
   
    同年6月，由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葉挺獨立團，作為北伐軍的先遣隊，從廣東挺進湖南，楊森見風使舵，表示愿意參加北伐。四川各派軍閥因在反吳佩孚問題上意見比較一致，就推楊為北伐川軍總指揮，企圖順水推舟，排斥其出境；而廣州國民政府為使楊森牽制鄂西一帶北洋軍，委楊為第二十軍軍長兼川鄂邊防總司令，于是楊率部進至鄂西。
　　
    1928年3月，桂系在進攻湖南的同時，又派第二軍魯滌平部組織“西征軍”，聯系新歸附的第三十軍魏益三、第四十三軍李燊等進攻鄂西，與楊森部川軍激戰。楊軍退出鄂西，撤回川東駐防，其防地包括酉陽、秀山、黔江等地。這些軍閥的所謂“北伐”，只不過是玩弄聯甲倒乙、聯乙倒丙的權術而已。激烈的戰爭和錯綜復雜的政治斗爭，使各派軍閥勢力的消長變化很快，地盤的得失變動很大。
　　
    各派軍閥之間的長期混戰，給土家族地區各族人民帶來極其嚴重的災難。軍隊往來穿梭，川流不斷，甲軍剛走，乙軍又至。軍隊一到，便大肆派款抽捐，強拉兵夫，稍有不從，即遭捆綁毒打，甚至慘遭殺害。因此，兵災成為土家族地區社會的一大禍害。人民視兵如虎。由于連年兵災，農民流散，“辰州以上每有赤地百余里無人耕地者”。軍閥混戰給土家族人民生命財產造成的損失，是難以估計的。
　　
    長期盤踞湘西的陳渠珍，占據川東、鄂西的軍閥劉湘、楊森，把各自的轄區變成“國中之國”。他們培植親信，委派官吏，控制地方行政、財政等權力，他人不能染指；或者任免地方官吏，非經他們首肯，省政府不能定奪。陳渠珍割據湘西期間，設立各種軍事學校，培養中下級軍官，開辦兵工廠，制造新式武器；在各縣和水陸交通要道的重要市鎮，設立百貨保商局，控制貿易，把持稅收；先后在保靖、鳳凰開設湘西農村銀行發行紙幣操縱金融，把湘西變成自己的“獨立王國”。
　　
    （三）國民黨對土家族的殘酷壓榨
　　
    1928年，國民黨新軍閥蔣介石、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四派，因分配地盤和“編遣”軍隊問題，談判不成，訴諸武力，爆發了新的軍閥混戰。1929年3月，蔣軍包圍、收編占據鄂西、鄂中一帶的桂系軍隊，直接統治鄂西。1930年，蔣、馮、閻中原大戰結束后，蔣介石的力量日益強大，偏居一隅的四川、湘西軍閥投靠蔣介石，搖身一變，成為國民黨地方政府的高級官吏，國民黨在土家族地區的統治逐漸確立。
　　
    1935年，國民黨為加強對湘西地區的直接統治，在沅陵設立湘西綏靖處，以劉建緒為處長。并以“整頓吏治，綏靖地方，增進行政效率”為名，其下劃分五個行政督察區，每區設專員，直接統轄各縣的政治、軍事，各級官員都由其定期考核。1938年4月，撤銷綏靖處，設立沅陵行署，由陳渠珍任主任。同年8月，國民黨又以“整頓后方，訓練新兵”為名，在宜昌設立湘鄂川黔邊區公署，派劉峙為主任、毛炳文為副主任。他們打著“開發四省邊區”的幌子，實際是要強化在土家族地區的統治。各縣建立警察局、法院、監獄，設立警備大隊、保安大隊，各鄉建立區公所，配備武裝警衛；在農村嚴密保甲組織，反復清查戶口，實行保甲連坐。同時，國民黨、三青團等組織和中統、軍統等特務機構，也隨之相應建立。此外，還建立由國民黨直接控制和操縱的工會、農會、商會、教育會等民間團體，形成一套完整的統治機構。從城鎮到農村，工農商學，各行各業，無一不受國民黨的殘酷統治。
　　
    抗日戰爭結束后，國民黨反動集團一面發動內戰，向解放區大規模進攻；一面玩弄“還政于民”的騙局，籌備所謂“國民大會”，以抵制中國共產黨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正確主張。各縣的豪紳、反動軍官和政客，為爭奪“國大代表”進行你死我活的激烈爭斗。大庸縣豪紳李佑琦和彭正宇爭當“國大代表”，各聚爪牙數百人，在該縣北固鄉動用武力，互相火并，雙方傷亡十余人。國民黨政治的黑暗，可見一斑。
　　
    在軍閥、國民黨的殘酷壓榨和黑暗統治下，土家族人民的賦稅負擔與日俱增，愈來愈重。
　　
    1923年，永順縣的田賦由夏、秋兩次征收并為一次，將秋賦并入夏賦，提前開征。除田賦外，還有地方稅、特別團捐、議員薪金、警務捐、學務捐、收據費等名目繁多的捐稅。與此同時，縣城設百貨捐局，各鄉間集市及水陸交通要道設立分局，專門抽稅。人民日常生產、生活用品和進出口的牛皮、五倍子、棉花、棉紗、煤油及一切值錢的貨物，無不納稅抽捐。甚至民間宰豬一頭，要收大洋1.2元；宰牛一頭，收大洋3元；即使豬、牛病死，也要征收半稅。“似此賦重期促，人民負擔之苦，無可奈何！”四川各派軍閥為了進行戰爭，有的在自己的防區內，預征田賦竟達四五十年的稅額。地處川東的酉陽、秀山、黔江等地，一向為劉湘的防地，農民除納正稅6元外，另征軍費30元，附加稅20元，臨時派捐10元，煙畝捐6.3元，團防費6.5元，共70余元。加之鄉鎮保甲長依次附加，層層盤剝，一斗糧競要繳納90或100余元的捐稅。
　　
    國民黨直接統治時期，更是巧立名目，捐稅有增無減，土家族人民的負擔苦不堪言。咸豐、恩施、建始、來鳳、利川等縣，除繼續征收田賦外，國民黨政府又根據土地陳報，增收地價稅。保靖縣的營業稅、煙酒牌照稅均增加1倍以上，屠宰稅增加1/5以上。其他名目繁多、花樣翻新的捐稅，更是難以數計，弄得土家族人民舊稅尚未交清，新稅又接踵而至。國民黨的稅收人員一批接著一批地竄至集鎮、農村，加緊催派，舊稅新捐，“雙管齊下，催征如火”，致使“農村凋殘，民力疲竭”。此外，派征夫差，強拉壯丁，貨幣貶值，物價暴漲等，給土家族人民造成的損害，更是無法計算。
　　
    （四）土匪猖獗為害
　　
    從軍閥混戰到新中國成立前夕，橫行無忌的土匪，是土家族地區又一大的社會災害。
　　
    由于軍閥和國民黨的殘酷壓榨剝削，廣大農民瀕于破產，各地的地痞脅迫一些生計無著的破產農民和手工業者鋌而走險，嘯聚山林，打家劫舍。軍閥長期混戰遺棄散失在民間的大量槍支，為土匪拖槍拉桿提供了武裝彈藥的來源。湘、鄂、川、黔四省交界地區，森林密布，洞穴相連，交通不便，地勢險要，便于土匪四處出沒。但是，長期盤踞這一地區的軍閥和國民黨，縱匪養匪，窩匪收匪，則是土匪長期為患的主要根源。因此，在土家族地區形成了官僚、地主、土匪三位一體的血腥統治。
　　
    軍閥和國民黨官僚以收編、改編土匪作為擴大勢力、鞏固統治的手段，各股土匪一旦勢力強大，軍閥和國民黨官僚則予以收編，大小匪首被封官委爵，給以營長、團長、師長、司令等官職，因此改編土匪成為他們的一大兵源。有些地主豪紳以養匪、濟匪、窩匪、庇匪為能事，互相勾結，利用土匪勢力，霸據一方。“匪首先行結合，煽惑糾眾，俟有相當能力時，地方豪紳出而豢養，不肖官吏亦加庇護，匪勢因之擴大”。“至于貪污土劣，蹂躪鄉愚，習為常故，通匪窩匪，肆無忌憚”。一些地主豪紳就是占地為王的大匪首，或是作惡多端的慣匪。據龍山縣統計，12031個地主中，參加反動組織的有6554人，占地主總數的54.48%；曾為匪首、慣匪的就有1994人，占地主總數的16.57%；其他通匪、濟匪、窩匪、庇匪者，則為數更多。而大小匪首又以為匪作惡當作升官發財的捷徑。“要當官，先為匪，后招安”，“有槍就有勢，有勢就有官；當官須為匪，為匪可當官”，這是各股大小匪首奉行的信條。匪首利用手中的武器，打家劫舍，攔搶商旅，強占民田，勒令農民種植鴉片，征收捐稅，因而變成田連阡陌的大地主，成為軍閥和國民黨的官吏。如慣匪彭雨清，就是以空手當匪起家而致富的。殺害500余名無辜平民的古丈縣匪首張平，收編后成為國民黨的軍官，后又被委任為古丈縣縣長。他依仗匪兵官勢，大肆掠奪，強占民田達2 000多畝，成為最大的地主之一。僅有“破屋數間，光棍一條”的龍山縣瞿伯階，為匪起家，成為擁有人槍萬余以上的巨匪，后被國民黨收編委任為縱隊司令。
　　
    軍閥、國民黨的縱匪害民政策，使土匪勢力日益猖獗，長期為害。先后在土家族地區活動的土匪不下數十股。酉陽縣有饒玉清、伍南卿、張少卿等3大股，每股有槍五六百支，此外還有10多小股，每股有槍三五十支，各股土匪近3 000人。匪首向作安在來鳳縣稱王。湘西有巨匪10余股，“大股者兩千余人，小股者亦有二百余人以上”。這些股匪各有其勢力范圍，他們以山河為界，各據一方，稱王稱霸；越界即大動干戈，互相并吞，彼此仇殺，乘機擴大自己的實力和地盤。1926年，在來鳳縣割據稱王的巨匪向作安還建有兵工廠，制造武器，逐漸向毗鄰的龍山縣擴展勢力。而盤踞在龍山縣的股匪師興王，在兼并股匪劉子良的部眾和地盤以后，實力擴大，野心勃勃，企圖并吞來鳳，繼續擴大勢力，遂與向作安在龍山、來鳳交界地區展開激戰。由于各股土匪之間經常兼并傾軋，勢力消長變化很大，加之軍閥、國民黨實行招撫政策，有的股匪被收編，委以官職，有的繼續為匪作惡，因而土匪的股數雖逐漸減少，但其活動力和危害性卻愈來愈大。到1936年前后，龍山縣匪首瞿伯階的勢力日漸強大，作惡于龍山、來鳳、宣恩、鶴峰等縣。楊樹成、張少卿等巨匪在酉陽、秀山、黔江一帶為害。每到收獲季節，這些股匪四處搶劫鴉片、糧食，抽捐派款。然后購買武器，擴大實力。1937年，瞿伯階股匪攻占龍山縣城達23天；1940年，他又自封司令，帶領匪徒，竄至來鳳，將鄂西桐油集散地白福市的桐油等物資搶劫一空。國民黨的保安部隊，整團、整營被土匪圍攻繳械。土匪獲得人槍，勢力更加擴大。這些大股土匪攻城略地，圍攻保安部隊，使國民黨的統治受到嚴重威脅，更使當地人民受到深重的災難。
　　
    1941年，蔣介石以維護公路交通治安為名，任傅仲芳為剿匪總司令，帶領3個師的兵力，并指揮湘鄂川三省部分保安團隊，進駐土家族地區；1946年，又命潘文華帶領3個師，在湘鄂川邊界一帶搜捕圍剿。國民黨軍隊名為剿匪，實是害民。他們強拉民夫，增派捐稅，修筑碉堡工事；燒毀民房，毀村并寨，強迫農民集中，派兵駐守，防民甚于防匪；對無辜農民任意妄加罪名，誣其通匪、窩匪、從匪，乘機敲詐勒索，吊打槍殺，濫施刑法，無所不用其極。他們這樣剿來剿去，“匪沒有剿掉，卻把當地老百姓整苦了”，“弄得參加土匪的人，無家可歸，抱著毀家殺父之仇，意志更加堅定；一些無辜老百姓，認為橫直國民黨軍隊來了活不成，索性入伙為匪，尚可求得一線生機”。結果，匪患不但沒有肅清，反而土匪越剿越多，為害愈益嚴重。待國民黨軍隊撤走，分散隱匿、流竄他處的土匪，復而嘯聚，返回原地，對無辜百姓又妄加通國民黨軍隊的罪名，大肆搶劫燒殺。土匪和國民黨軍隊，你來我往，百姓受害，搞得龍山、永順、酉陽等縣農村常常幾十里無人煙。“酉陽縣偏巖、柏溪、甘溪、麻旺等地，農民受其魚肉，已成老死壯逃、十室九空之現象”。
　　
    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兵災匪禍交相迭來，“加以豪劣之壓榨，貪污之搜刮，人民多在生活線上呻吟，死亡道上掙扎。水深火熱，莫能自拔”。土家族人民過著極其悲慘的生活，顛沛流離，挨凍受餓，一般每年都缺糧半年以上，全靠挖蕨打葛度日。貧苦農民衣服襤褸，往往一件衣是幾代人穿過的，寒冬臘月只好以蓑衣、破麻布蔽體，晚上就滾苞谷殼或燒柴火過夜。住的是低矮陰濕的茅草棚或四面通風的木竹編架的小屋。遇上兵災、匪災和自然災害，就四處逃亡。龍山縣桃子坪幾十年前是一個有300多戶的村寨，到新中國成立時只剩下六七戶人家。
　　
    三、民國時期土家族地區的經濟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工人階級登上政治舞臺。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各族人民的革命斗爭進入新民主主義時期。土家族人民的經濟、政治生活有了一個新的起點。但是，在國民黨反動統治階級的縱容下，帝國主義的侵略也進一步加強，日本帝國主義在1937年7月悍然發動了一場長達八年之久的侵華戰爭，戰火燃燒到湘鄂川黔接壤地區，使土家族人民深受其害，加之國民黨四大家族官僚資本乘機深入土家族地區進行瘋狂掠奪，土家族人民深陷在水深火熱之中，苦不堪言，要求徹底翻身的心情更加迫切，斗爭的火焰更加猛烈。
　　
    （一）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的掠奪
　　
    1914年6月至1918年11月，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爭期間，列強無暇東顧，一度放松了對中國的壓迫和掠奪，我國的民族工業得到了暫時發展的機會。曾經占據土家族地區的進口商品減少了輸入，讓位于來自上海、武漢等地的國產商品。以棉紗為例，1920年從岳州關進口的洋紗3 100余擔，價值23.9萬余關平兩，大多運至常德，銷往湘西和湖北來鳳、四川酉陽、秀山等土家族地區；而1923年經過岳州關的國產棉紗，達8.8萬余擔，價值414萬余關平兩，大大超過了洋紗的進口量。此后，經過岳州關銷往土家族地區的洋紗逐年減少，并逐漸被國產棉紗取代。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不久，英、美、日、法等國又卷土重來，加強了對土家族地區的經濟掠奪。曾經一度來源中斷的洋靛，到1924年，漢口又進口了7.8萬多擔，其中部分銷往鄂西土家族地區，使土家族地區傳統生產的土靛受到打擊，失去銷路，種植者日漸減少。美國在萬縣的美孚油行，英國通過買辦在湘西所里（今吉首）設立的正大公司在湘鄂川黔接壤地區大量傾銷煤油，并肆意抬高煤油價格，掠奪財富。1934年咸豐縣煤油每市斤售價3角，而恩施縣每市斤桐油僅值1. 76角，一斤桐油的售價買不到一斤煤油，這種不等價交換的剝削極為嚴重。
　　
    帝國主義在土家族地區掠奪原料的規模較前擴大，數量增多，使土家族人民生產的傳統土特產品緊緊依賴于國際市場，成為他們的原料生產基地。隨著國際市場對桐油需求量的不斷增多，英、美、日等國洋行蜂擁而至，在鄰近土家族地區的各大商埠收購桐油。安英利、三菱、三井、日華、禮和、福中、福和、承大、豐利等洋行，都爭先恐后涌至萬縣，大量收購鄂西、酉陽、秀山、黔江和其他各地的桐油。過去桐油由我國商人直接收購運至漢口，轉銷外國洋行，現在已被外商取而代之，中國商人遭到排擠。原先外國洋行收購的桐油，不經加工提煉，即以木桶或鐵桶盛裝，直接運輸出口。1927年，美國施美洋行在萬縣租地設廠，桐油經過精煉后才直接輸往美國。其后，生利洋行和聚興貿易部、中華公司、同義、華通等油行亦先后在萬縣設廠煉油，因而萬縣桐油的出口急劇增加，從1912年的9 000余擔，到1922-1931年間增至每年出口23萬擔左右，萬縣海關的貿易凈值（主要貨值為桐油），從1922年的1 400萬海關兩，到1931年增至1 700余萬海關兩。1922-1933年間，帝國主義列強先后在常德設立洋行，掠奪湘西盛產的桐油，據岳州關統計，每年出口的桐油都在30萬擔以上，其中有三年桐油出口都超過45萬擔。外國洋行不但排擠我國商人直接收購，而且深入產地調查產量，根據產銷變化，任意殺價，形勢稍有不利，立即停止收購，致使桐油種植者深受其害。抗日戰爭爆發后，上海、廣州、漢口相繼淪陷，長江出口斷絕，洋商買辦見出口受阻，無利可圖，立即停購，桐油價格猛烈下跌，每市擔由四十七八元陡跌至10余元。農民被迫毀掉桐林，改種其他作物，因而桐油產量急劇下降，一落千丈。
　　
    抗日戰爭期間，國民黨官僚資本的黑手也伸進土家族地區掠奪資源。1939年，國民黨統治集團設立商業復興公司，在湘鄂川黔等省收購桐油，自備車輛運輸；同時，還頒布統購統銷法令，對桐油、蠶絲、豬鬃等大宗出口物資實行壟斷，并規定桐油由復興公司獨家購銷。從此，土家族地區盛產的金色桐油，又成為官僚資本的財富。復興公司收購桐油時，極力壓低價格，農民出售桐油所得，還抵不上生產成本。秀山縣戰前桐油每百斤（每斤老秤18兩）可換米1. 25石（約合7市石），到1944年，每擔桐油的售價僅值每石米價的1/10湘西的農民出售一擔桐油還換不上70斤鹽。在官僚資本掠奪政策的扼殺下，土家族地區成片桐林荒蕪，無人墾復，有的被毀當柴燒，湘西、鄂西及秀山等地桐油產量下降一半左右。
　　
    土家族地區盛產的茶葉也是帝國主義掠奪的重要對象。1924年，英國商人通過買辦在茶葉主要產地鶴峰等地，利用當地廉價的原料和勞動力，開辦工廠，加工紅茶，經過廣州、上海出口，銷往英美。外國商人收購茶葉時，大殺茶價，以少量的資本掠奪大量的原料。1929年，英國洋行在漢口乘茶葉銷售呆滯之機，極力壓低茶價，每箱由過去白銀40兩壓至十五六兩。漢口尚且如此，鄂西茶葉產地更可想而知。抗戰期間，官僚資本控制的“中國茶葉公司”在恩施縣芭蕉鎮、建始縣長梁子、鶴峰縣留駕司等地，以“科學檢驗”為名，設廠制茶，壟斷茶葉加工與購銷，更加重了對土家族人民的壓榨。在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的嚴重摧殘下，茶葉產量逐年下降，恩施地區由戰前年產200余萬斤，到新中國成立前只有130萬斤左右。產茶久負盛名的鶴峰縣，茶葉價格低落，1947年老秤40斤茶葉只能換一匹布，5斤茶葉換一斤鹽。茶農經營終年所得，還抵不上茶工和肥料的開支，茶農不愿繼續經營，紛紛砍掉茶樹，改種雜糧，以致1／3以上的茶園荒蕪，產量銳減。僅紅茶一項戰前年產40萬斤左右，到新中國成立前夕已降至戰前產量的1／3。
　　
    土家族地區出產的木材和五倍子等藥材也是帝國主義掠奪的重要對象。抗日戰爭前，湖南省木材主要產地之一的湘西，經沅水運至漢口、南京等地的木材，銷售價值達2 500萬元。五倍子是醫藥和制造顏料、染料、皮革的重要工業原料，湘西所產占湖南省總產量的85%，居全國第一位。其中尤以永順專署所屬各縣產量最多，占全省產量的73%左右。抗戰前湘西外銷五倍子達400余萬元。戰后，在官僚資本的掠奪扼殺下，木材、五倍子等藥材的產量日益下降。1947-1949年，湘西五倍子每年輸出量只有1萬擔左右。
　　
    帝國主義傾銷商品、掠奪原料的結果，是土家族地區的自然經濟進一步遭到破壞，農村手工紡織、印染受到嚴重打擊。但是，農副產品的商品化程度卻日益增長。以桐油、茶葉為例，第一次世界大戰后，隨著帝國主義大量掠奪桐油、茶葉，桐油、茶葉價格上漲，占有大量土地與山林的地主見有利可圖，遂將土地、山坡租佃給農民種植桐、茶，因而出現以種桐、茶為主的“桐農”、“茶農”，刺激了桐、茶業的發展。貧苦農民租佃地主土地種植桐樹，必須簽訂契約，規定每年須向地主交納桐子，稱為“桐租”，有的主佃平分，有的主六佃四，甚至主七佃三，桐租成為地主的重要財源之一。每年桐農交納桐租后，只能余少量桐子出售給油商或榨房，用來購買糧食和其他日用必需品。
　　
    桐樹種植業的擴大，帶動了農村手工榨油業的發展。凡產桐之地，都有手工榨房，這些榨房多由油商和地主經營，雇工榨油；也有民間集資開設，收購桐子榨油出售的；或代桐農榨油，收取手工費用的。酉陽縣有大榨房5處，每日可榨油300余斤，小榨房約100余處，每日榨油150斤左右。黔江縣小榨房約150余處，每年冬夏榨油3～5個月，春夏之交則改榨菜油，一年平均可榨半年至10個月。
　　
    鄂西及四川酉陽、秀山的生漆，恩施縣龍鳳、屯堡、茅壩等地的苧麻，來鳳縣卯洞所產的常山、法夏、麥冬，石柱縣的黃連、天麻等藥材，產量相當可觀，都是輸往外地的重要商品。
　　
    （二）鴉片種植泛濫
　　
    西方資本主義侵略帶來的嚴重禍患一鴉片的種植面積不斷擴大，成為土家族地區最大的社會公害之一。鴉片是大小軍閥生命攸關的重要財源，也是土匪賴以為生的根基。長期盤踞在川東、鄂西的劉湘、楊森和湘西的陳渠珍，為了購置槍械，增加兵員，擴充實力，在各自的轄區內，依靠武力，強迫農民種植鴉片。然后巧立名目，征收各種煙稅，作為他們“合法”的財政收入。在這些軍閥的暴力壓制下，土家族地區各族農民被迫將大量的良田沃土改種鴉片，糧食作物的種植面積縮小。
　　
    鴉片的大量種植，給土家族人民帶來無窮的災難，糧食難以自給，人民生活困苦不堪。“1921年，四川酉陽、秀山、黔江及彭水，由于糧食缺少，發生饑荒，主要是因為把土地改種了鴉片”。但是，各種名目的煙稅收入，卻養肥了大小軍閥。1932年，湖南軍閥何鍵為了對付割據湘西的陳渠珍，籌劃對策，在鳳凰縣設立嗎啡制造廠，利用鄰近各縣和川、黔邊界各縣入境的煙土，制造嗎啡，大發其財。大小軍閥依靠源源不斷的鴉片收入，購置槍支彈藥，擴充兵力；一旦實力充足，羽翼豐滿，又要發動戰爭，擴大地盤，相互爭奪。因此，鴉片和軍閥之間的混戰結下了不解之緣。“湖南數年來的戰事，完全是為了鴉片問題，因為一般軍人，多分據地盤，迫令農民種煙抽稅。湖南的收稅區域，要算湘西為最好，大家要想駐扎湘西，于是便火并起來”。
　　
    抗日戰爭時期至新中國成立前夕，鴉片又成為國民黨大小官僚、土匪和地主豪紳發財致富的重要財源。國民黨反動政府雖曾表面上禁止種植鴉片，但是，名為禁煙，實為抽稅，土家族地區的鴉片種植并未減少。外號“掃地王”的保靖縣大惡霸、匪首徐世弟、徐世發兄弟，強迫農民每戶至少種鴉片1000棵，征收50%以上的煙稅；不種的，除吊打外，仍需交2兩鴉片，名目為抽“懶稅”。保靖縣“水田鄉隘口一帶，煙苗遍地”。五峰縣民族、民權、民生三鄉交界處和民族鄉境內的白巖園、茶丘、茅坪，民權鄉境內的天堰坪、馬子山、橫沖、百馬槽等地，煙苗頗多，約在1000畝以上。地主豪紳用武力保護種煙。古丈、大庸、桑植、永順、龍山等縣所屬的明溪、三梭、大達諸鄉“鴉片年產約在一千擔左右，……按現價格，每年收入至少在一千億至二千億之間”。鴉片更是土匪糧餉的最大來源，他們以武力強迫農民種植，凡屬土匪“盤踞之區，莫不大種其鴉片”，“匪賴煙以存，煙賴匪以生”。“土匪和鴉片，幾乎結成了共存共榮的密切關系”。因此，“鴉片成為土匪的生命線，湘西的土匪，以種煙為唯一之生產事業，嚴格言之，即當土匪的人，非種煙實無以為生”。
　　
    鴉片的大量種植與吸食，流毒嚴重，為害極大，致使有的地區“一村一鄉，百業荒廢，傾家蕩產者不可勝計”。鴉片成為土家族地區的一大社會災害，受到各族人民的強烈反對和社會輿論的譴責。國民黨政府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有時不得不給地方官吏下令鏟除煙苗；但是，貪污成性的國民黨官員往往以接收賄賂而罷手，或者地主豪紳以持槍抗鏟而終止。因此，鴉片的種植，非但沒有減少，而且愈禁愈多。
　　
    （三）抗日戰爭時期手工業的發展
　　
    抗日戰爭期間，隨著漢口、長沙相繼淪陷，國民黨湖北省政府遷至恩施，湖南省政府撤至沅陵。土家族地區遷入的人口急劇增加，外地貨物來源斷絕，日用生活必需品供不應求，因而手工業獲得了短暫的發展機會。
　　
    在各種手工業中，以紡織業和造紙業的發展最為迅速。廣大農村婦女利用農閑時間紡紗，每逢趕集，攜帶棉紗換取棉布，除滿足自己家庭使用外，剩余的還可以出售。恩施縣距城四十里以內的農村，多有婦女用單式手搖機紡紗，城南、城北各鄉亦有以織布為業的零星機戶，其中以龍鳳壩為最多。1943年，國民黨湖北省政府建設廳在恩施縣城北紅廟設立紡織工廠，有七七式手紡織機30臺，寬鐵機9臺，以及窄木機等，職工120余人，每月可產紗1000余斤，布近500匹。由民間集資經營的巴施麻棉紡織合作社，建立于恩施城北農村，內有鐵木機、窄布矮機、七七改良紡紗機約44臺，男女工人80人，月產布1300多匹。在龍鳳壩由私人經營的動力彈花廠，有鋸齒式彈花機2臺，以水力推動，每天可彈花200多斤。這些工廠的設立，帶動了農村手紡業的發展，他們除自紡紗外，還將棉紗貸給附近農村紡戶，然后收回土紗，按照土紗的數量與質量給以工資。過去有些不事紡織的農村，在這些工廠的推動下，農村婦女也多習紡織。永順縣建立的織襪廠，擁有48部織襪機，產品銷售到附近各縣市場。
　　
    抗戰期間，隨著一些文化、教育、新聞單位遷至土家族地區，對印刷用紙的需要日益增多，促進了手工造紙業的發展。過去土家族地區農民利用農閑時間，就地取材，只能制造供油紙燈籠、油扇、包裝用的土皮紙，以及供祭祀用的火紙，印刷用紙都要由外地購進。國民黨湖北省政府為了出版報紙的需要，派出技術人員，利用咸豐、利川、恩施三縣邊境地區豐富的構皮原料，在構皮的聚集市場利川縣毛壩，約集皮紙作坊主，改進技術，依照新法造紙。因此，毛壩鄉的造紙業迅速發展起來，造紙作坊約200余家，其中有20余家經過改進技術，生產的產品可供印刷報紙使用，其余作坊仍制造皮紙和火紙。這些造紙作坊中，只有少數專業造紙，多數是農民在農閑時經營的副業，產量不大，一個熟練的紙匠，整天操作，只能生產3.5刀紙。1943年，永順縣由官商集資，合股經營，開辦造紙廠，共籌集資金法幣27萬元，每股股金1000元，湖南省建設廳和永順縣政府各出90股，其余90股由民間集資。此外，鐵質農具制造、印染、碾米等手工業都有不同程度的發展。
　　
    但是，各種手工行業的發展好景不長，抗戰結束后，在國民黨統治的摧殘下，大都被迫停產。恩施縣原有100多架織布機，到新中國成立前只有二三十部還在開工。
　　
    （四）公路的修筑
　　
    國民黨為了消滅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武裝力量，肆意掠奪土家族地區的經濟資源，抗戰前后在湘、鄂、川、黔邊界地帶大肆修筑公路。1935年，決定修筑湘川公路后，即分段加緊施工，經過一年多時間，途經瀘溪、乾城、花垣、秀山、酉陽、黔江等縣，全長1390余公里的湘川公路建成，在鄂西地區，由巴東經恩施至來鳳公路，沅陵繞四川至恩施等公路相繼通車。
　　
    這些公路的修筑，不僅成為國民黨對革命根據地和紅軍主力部隊進行圍剿鎮壓的重要軍事補給線，而且成為官僚資本掠奪土家族地區土特產品的主要運輸線，給沿線各族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國民黨反動政府在“筑路剿共”的政策下，大批征調義務民工，僅湘川公路湘西段，1936年春耕大忙季節，“為顧及民艱起見”，減少工役，“乾城減為二十萬工，永綏減為二十萬工，保靖減為十五萬工，古丈減為四萬工，永順減為十一萬五千工，鳳凰減為八萬工，共七十八萬五千工”。農忙季節征調民工數量如此之大，農閑季節更可想而知。沿線廣大土家、苗、漢等族民工，不但要自帶糧食、工具，承擔采石、運沙、平整路基等沉重的勞役，而且經常遭受監工們的毒打。僅湘川公路因繁重勞役、工傷事故和被監工毒打致死的民工就達6000人。
　　
    沿途因公路奪去土地、喪失生產資料陷入貧困境地的農民，亦為數不少。國民黨政府在修筑公路的幌子下，極力壓低土地價格，大量征購土地，對廣大農民進行殘酷的掠奪。他們規定以每畝4元的低價，強行收買農民土地，但是，這些微薄的地價，國民黨政府也長期拖欠不給，規定成為一紙空文，被公路奪去土地的農民一無所得。“‘公路成，民脂民膏盡’，這種沉痛的話，幾乎響遍了沿途各縣”。至于國民黨通過掠奪資源得到的財富，那就更加無法統計了。
　　
    1947年，人民解放軍李人林、王定烈部活動于鄂西，并時而進擊湘西。國民黨為了阻止解放軍進入湘西，確保湘西“治安”，遂又以“義務勞動”的名義，大量強征民工，加緊修筑公路，企圖建立湘西公路網。他們計劃修筑永綏（今花垣）至永順、慈利至大庸、大庸至永順、慈利至桑植、永順至桑植、永順至龍山等線路，這些公路有的在民工日夜趕修下已經建成，有的因人民解放軍的神速進軍而被迫放棄。
　　
    湘鄂川黔邊境公路的修建，雖然在當時對國民黨的統治有利，但客觀上也促進了這一地區政治經濟的發展，并為新中國成立后的土家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提供了有利條件。
　　
    （五）土地集中和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
　　
    隨著帝國主義侵略的深入，連綿不斷的軍閥混戰，以及國民黨反動政府對人民敲骨吸髓，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壓榨剝削也日益加強。地主階級趁農村經濟日漸破產，大肆購買和兼并土地，使大量土地逐漸集中在地主手中。在土家族地區，一般占農村總人口5%～7%左右的地主，占有全部土地的40%～50%，有的地區竟高達70%左右。咸豐縣黃金洞占總人口1.06%的地主，占有63%的土地。龍山縣苗市鄉第二村的7戶地主，占該村總田數的77%，山土的53%。有些大地主的土地橫跨兩三縣，古丈縣偽縣長張平兼并搶掠的土地達1萬余畝。恩施縣新塘的大地主馮玉池，所占土地跨恩施、宣恩、鶴峰3縣，有60多個莊戶；白梁的大地主鄧廉溪，占有的土地跨恩施、利川兩縣。來風縣被稱為“黃鐵腦殼”的大地主，占有高達年收4萬余擔谷的良田，地跨來鳳、龍山兩縣。地主除擁有大量良田沃土外，還占有大批的耕畜、農具等生產資料，占農村人口90%左右的農民，只占土地總數的20%～30%。廣大的貧雇農民被迫在山上和深谷的零星小塊土地上耕作，許多已經完全喪失土地，陷于赤貧狀況。地主階級依靠擁有的大量土地，對農民進行殘酷剝削和壓榨，廣大少地或無地的貧苦農民，被迫向地主租佃土地耕種。農民租種土地首先必須向地主交納押金，作為信用金額，否則，是難以租到土地的；即使租到土地，所負擔的田租也很重。湖北五峰縣稱押金為上莊錢，多寡無定額；貧窮、無力交納押金的佃戶，其年納課租較交納租金者為重，民間稱之為“莊重課輕、莊輕課重”。抗日戰爭前，四川租佃押金逐漸增長，比以前增加10%以上，其中川東地區的押金最重；在其他地區，佃戶租地必須預先向地主交納一年田租的60%作為押金，而在川東則需交納80%的押金。酉陽、秀山、黔江等地無一例外。押金是地主階級剝削農民的重要手段，如果農民拖欠田租，或者林木損壞，地主即從佃戶交納的押金中扣除。
　　
    地主階級剝削農民的主要形式是收取地租，其中主要為實物地租，亦間有貨幣地租。實物地租有分租制和定租制兩種，以分租制為主，視土地的肥瘦，確定主佃分成比例。土地貧瘠者為對半分，土地肥沃者則為六四分（地主六成，佃戶四成），也有高達七三分的（地主七成，佃戶三成）。定租制系根據每年收獲量確定租佃雙方分成比例，租額很高，一般占收獲量的一半，有的占60%～70%。當幣值穩定，糧食價格低落時，有的地主往往改收貨幣地租。
　　
    地主對農民除地租剝削外，還有名目繁多的額外剝削。逢年過節，遇有紅白喜事，佃戶必須向地主送禮；每到收獲季節，地主查田和收租時，佃戶必須準備酒肉進行招待；地主家需要勞務，佃戶還要負擔無償勞役等。佃戶如果不承擔這些額外負擔，就有被奪佃的危險。
　　
    雇工剝削也是地主階級剝削農民的重要形式。喪失土地的窮苦農民，不得不出賣勞動力，為地主、富農當長工，打短工，以維持生計。雇工分年工、月工、日工三種。雇工的工資微薄，終年勞苦所獲，僅夠勉強維持自己的最低生活。龍山縣多谷鄉有的惡霸地主仗勢欺人，長工勞動一年，非但不給工資，反而將其趕出家門，不準別家雇傭。
　　
    每當農業歉收和青黃不接時，廣大貧苦農民被迫向地主、富農和富商借貸，忍受高利貸的剝削。“一般農民為了生存及繼續耕種的一切生產費用，不能不投高資本者的途徑，求其賜助。因之高利貸的活躍，在農村中異常神速而普遍，累得農民無不債臺高筑”。地主放高利貸分貸錢、貸糧、貸桐油，甚至鴉片也成為借貸的內容。借貸利率極高，一般借錢加息30%，借糧加息50%，甚至還有利加利，“驢打滾”，利率高達100%以上的。高利貸的盤剝使得農民往往無法償還，就只好“以工抵債”。龍山縣苗市鄉有的貧苦農民向地主借桐油20斤，利滾利，逼得給地主扛了三年長工，還抵不上利息，反而倒欠地主30斤桐油。咸豐縣大村鄉有的農民向地主借錢，三年后利滾利，20多擔田全被地主霸占，被迫為地主當長工。
　　
    在地主階級的殘酷壓迫剝削下，農業生產長期處于停滯狀態，農業生產水平低下。廣大貧苦農民只有鋤、柴刀等簡單的生產工具，耕牛、犁、耙等生產工具十分缺乏，不僅無力擴大再生產，甚至連簡單再生產也難以維持。因而農業產量很低，正常年景水田畝產兩三百斤，山地包谷畝產百八十斤。這是封建地主所有制束縛農業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